我原来是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史方面范围较大的著作，我想在消极方面，对于从来各家的中国史意见，作一较详尽的清算；在积极方面，较系统地提出我自己的意见。但当我这一工作计划正在进行的当中，由于神圣的民族抗战的展开，便不能不略加改变。原来所搜集的一些材料，亦随同京沪沦陷而失散，这在我个人，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因此，我在今年二月，便开始改写这本《历史哲学教程》。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
近十余年来，出现在中国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实验主义，他们在史料的考证上，确实有着相当的贡献；但在其对具体历史的研究上，却反而把中国史玄学化，在某些意义上，甚至给了许多相反的影响。历史的形式主义者，隐藏在史的唯物论的外衣里面，传播“半波格达诺夫主义”“半实验主义”的毒素，迷惑于历史的零碎现象，拒绝对历史之本质的说明。经济唯物论，即机械论者，也同样隐藏在史的唯物论的术语之下，无耻地从事于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企图假借科学社会主义，发挥其政治上之反动的阴谋，在理论上，使历史复归于进化论。另一方面，在某些史的唯物论的历史家的名著中，他们虽然尽过了主观上的努力，但对于历史理论之本质的理解，也依旧不免犯了或多或少的错误。
正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情势下，歪曲与错误的理论，反能获得其流行的可能。在大学的讲座上，在各种流行的刊物上，到处散布其欺骗青年的毒素。他们任意歪曲、蒙蔽或涂改具体的历史事实，以求适合于其阶级的要求与幻想。像这样各种各样的历史理论，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本身，是一个污蔑，那对于一般青年对中国历史之正确的认识，尤其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前途的认识，更是一个毒害。因此，对于这些错误的历史理论之彻底地澄清，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假如把那各种各样的历史理论，一一加以批判，那会把我们引导到极其广泛的领域中去，而况事实上，大半又是反复陈说，千篇一律，没有一一批判的必要。因此，我在本书中，仅就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作为批判的对象。
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哲学，虽然在近年来所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附带地提到，但不幸大多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袭，而忽视那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便不免是引经据典，以抽象的定义去歪曲真正的具体历史，反而把史学玄学化。结果，历史哲学在中国，或者沉溺于刻板的公式主义，或者使理论脱离实践，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历史哲学之系统的著作，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见。因而我想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历史研究者一读的。此外盛岳译的《史学新动向》，尤其是值得特别介绍的。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即分期史，也还相当的贫乏，至于世界史，更没有提到研究的课程上。
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
在原始社会史方面，在中国史学界，较有系统的著作，除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专门从事史料考证而与原始社会史料有关的，如顾颉刚的《古史辨》，郭沫若的关于金石甲骨文字的著作，以及李季、董作宾等人关于安阳等地的发掘报告书等等外，就只有一些零碎的论文。而这一原始时代的历史，对于说明后来一切继起时代的历史之重要，又是无疑的。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史以致初期封建社会史，除了郭沫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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