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几万年从原始人类以来的社会发展，从他们研究的结果中，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实，即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社会，不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体制，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长远的历史，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行程中，不过是历史发展之“一环”或一个“片断”，并且即刻就要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而归于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实欲以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之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类对于历史的创造性用以武装抑压的人类，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历史的规律，和坚决地负起创造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
同样的意义，恩格斯之所以致力于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但是为了说明德国农民革命的过去，而是要研究工人之未来的联盟者——农民问题的意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关于法国革命以后的法国史，德奥革命史，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史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问题，无一不是想从历史发展不同的过程中发现革命斗争的规律性，因此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抑压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
相反的，由无阶级的原始共产制进到古代的奴隶制，通过封建社会时代的农奴制，虽较原始人类的生产和文化大大的进步，但由于它们同是阶级社会，因而这样的进步，还是建筑在阶级剥削关系之上，所以也仍然同为黑暗野蛮的历史。所以在老子看来，远不如上古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主张历史向后倒转，恢复原始共产制。像这样的历史，也曾经一样地显现在我们封建时代历史家的眼里，但他们把这样的黑暗与野蛮，当做是“王道盛世”，用来反对资本主义以维持封建的统治。同样，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这一事实，也一样尖锐地呈现在我们资本主义历史家的眼里，然而他们却把这种制度，当做是“人道主义”的特征。他们一致地使用人道言语之描写，把这一历史时代之人剥削人的事实最深奥地隐蔽起来了，企图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这是证明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但是资本主义学者，当他们自己这个阶级还是革命的阶级的时候，他们“对于尚须进攻的封建制度的批判，也正如基督教对于异教的批判，或新教对于旧教的批判”。“从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人为的制度和天然的制度两种制度，封建制度是人为的制度，布尔乔亚的制度是天生的制度。……所以从前虽然有过历史那种东西，到现在却已经没有什么历史了。”这就无异说，在他们以前的历史，不算历史；在他们以后的历史，更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他们所支配的时代的历史，才叫做历史，而且是永恒不朽的历史。像这样的胡说，就正是人类在历史科学上之阶级性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各阶级的特点，不是决定于时代的英雄，而是决定于劳苦大众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法，所以，经济是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依据生产方法的更替区别历史的阶段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资本主义的，他不为士大夫立列传，不为贵族立世家，不为古天子立本纪，就是说他不认为历史完全是伟人的创造物。自然，一个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伟大人物，也或多或少给予历史以创造作用，而认为历史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之阶级社会的全时期中，各个时代的历史家，除无产阶级学者以外，为了辩护其各自的社会利益，都一致有意或无意地隐蔽其阶级榨取之残酷的内容。他们总是一贯地高扬伟人与天才，把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成果与变革，不归功于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而归功于几个“特殊个人”的活动，甚至以为全部历史，就是几个“特殊个人”之意识的连续与积垒。他们把伟大的个人从大众中孤立出来，把观念与现实的历史分离，把领袖与群众对立，甚至最后把几个“特殊个人”归结于“天命”，“神”，把一切现实的历史，都升华到虚无缥渺的境界。这样，他们就可以使一般被抑压的人类，安于非人的生活，而放弃，至少是放松，其对于现实的生活之争取，因而藉以巩固并延长其自己的阶级之统治，延缓了革命成功的时期，增加了革命过程中的痛苦，但希望永恒不变的社会，结果还是幻想。
所以，在以前所谓历史，分析到最后，除开几个“特殊个人”的琐碎记录之外，仿佛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行动的人类，除了几个天生的圣哲的思想之外，仿佛并没有什么社会的现实生活。它们割裂历史的全面性，抹煞历史的生动性，隐蔽历史的飞跃性，最后把历史从其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性中，拖了出来，交给“上帝”，交给“皇天”，交给“理性”去管理。像这样的历史，“一言以蔽之，这并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式的音乐，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据他们看来，人类只是为了发展而使用观念或永久理性的简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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