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当人类开始知道应用象形文字的时代，他们随着也就知道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经验。不过在这一时代，可以作为历史记录的材料，遗留下来的太少。由于人类生产力的十分幼稚，决定了古代社会的闭塞性与停滞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克服的十分无力和模糊，决定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直觉性和主观性，对于不认识的与不能克服的一切现象，都认为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即“神”在那里主持着支配着，这样，他们对一切解释不了的问题，便轻便的用主观的幻想得着解释了。所以在中国最古的记事历史，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片，易卦爻辞完全是神学所贯彻的一种记事。迄后，入于奴隶制度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剩余劳动给奴隶主剥削，因此人类较原来那种幼稚的素朴的认识力，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之下，有一步伟大的前进，局部的科学和形式逻辑，具有初步的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希腊的科学和文艺，也就没有近代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当时对于历史的说明，依旧在借助于上帝。不过这时和他们以前不同的，是他们已具备一种较有系统的神学观念，并把神学哲学化，形成为主观观念论，但同时上帝却更在哲学上得到保证。
中国的易经用卜决吉凶于神，是一种原始宗教的雏形，而卦辞爻辞却哲学化了。在欧洲从希腊罗马时代一直到整个中世纪，在历史学的领域内，还是为神学所支配。最有名的，便是奥格斯丁（SaintAuguestine）所著的《上帝之城》。他在本书中，展开他的不朽的历史理论，他给予世界史的构成，便是所谓天命的普遍观念之统一。他以为“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存在，除了上帝的启示之外，再没有什么人类的现实历史”。这种见解，不仅是奥格斯丁个人，而是神学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之基本出发点。神学史观主要的特征，是要把实际去适应于信仰，适应于预先幻想出来的教条。他们以为全部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由上帝导演出来的一幕悲剧。上帝在导引人类，并把人类导引到他所愿意的或不愿意的方向。人类之穿过继续不断的历史的变革，在这变革的过程中，一部分人锦衣玉食，另一部人饿寒交迫，这都是上帝的意思。这在中国的甲骨文《尚书》，《诗经》以至后来的《国语》，《左传》上，也充分地表现这种神学的历史观，如“天讨有罪”，“天命殛之”，“天用剿绝其命”这一类的话到处都是。这样的理论，假若引申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说，上帝愿意把一部分人的额上，打上奴隶的烙印，上帝愿把村上所有的农奴的少女，都属于其殷勤的封建领主之闺房，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帝又愿意把劳动大众的血汗，一点一滴的榨入资本家的荷包里。同样在现在，上帝又愿意莫索里尼去剿灭非洲的黑人，愿意日本强盗进攻中国，愿意希特勒并吞奥国，乃至指使他去分割捷克，愿意国际法西斯强盗毁灭人类的和平人民。很明显地，这种以上帝为出发点而构成不朽的历史理论，本质地而且必然地是反科学的。他们抬出上帝就是为了辩护资本主义乃至法西斯侵略主义，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是上帝的意思要人类执行的，上帝是不可反抗的，而且是永恒不朽的，因为资本主义乃至侵略主义也是不可反抗的，永恒不朽的。
这种神学史观，便作成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展开了后来历史的玄学时代。
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在形式上，玄学史观把“上帝”这个名词，换成“永恒真理”这个观念的术语。在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这一根本出发点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玄学史观以为历史就是观念的实现，观念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历史上的民族和时代，都是观念之部分的体化。统一与进步，就是这种见解的逻辑之结论。
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上，这种玄学史观之虚伪的构成，在欧洲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特别的发展，如康德之统制诸民族之史的发展的权利及公正的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们都提出“绝对的理性”，他们都是以自己观念的发展，转化而为人类的历史。他们以为：“世界历史没有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不能的。”而他们所谓统治者便是观念。他们肯定“观念统治人民”，“精神及其合理的意识……过去及现在，都在支配世界上的事变”。同样在中国也一样经过了这一历史科学之玄学史观的过程，从司马迁的《史记》以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他们虽然已经在历史学上应用初步分类的逻辑学，但主要的出发点，是以玄学为根据的。虽然，司马迁诚不愧为中国史学的开山，他开始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历史叙述法，不但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并且同时为“游侠”、“市者”作“列传”。可惜他未能进一步的以社会经济作为全部中国历史事实的根基对中国历史展开其全面的研究，也未能从社会各阶层与各阶级间之相互的矛盾上去指出历史运动的法则，依旧只从政治的表层形式去说明历史，所以在究极上，他和杜佑等人一样，并没有逃去玄学史观的旋涡，都是以儒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