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自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王氏所言“六横图朱子自作”，乃指今见于《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之以卦爻符号所作之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之图而言。王氏虽有校定《朱子年谱》、
《朱子文注集》、《朱子语录注》之作，可谓知朱熹之学者，然其何以不细读《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答郑仲礼》等书信？朱熹原本说得明明白白：“其图亦非占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答袁枢“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语)、“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看卷首旧图”、“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而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凡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后十卦是变尽了又变反来，有图见《启蒙》”(此即指后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之《卦变图》而言)、“卦变独于彖传之辞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凡此数条，则足以证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本为朱熹先前列于《易学启蒙》之旧图。以其“有图见《启蒙》”之注，知此九图当不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是后来门人拾掇附入之。所以，王氏以此类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是为有见，然而又谓其非朱子之图，则是考之欠详。谓德柿《易图解》本朱熹《周易本义》(其实是《易学启蒙》旧图)而为之说，此说当是事实。所以，王懋竑谓诸图“其非朱子之书明矣”，非是。(虽《清史稿》作者针对王氏此说而评之曰：“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然其所发却不中的。清四库馆臣于《易图明辨提要》曰：“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入所依附。其说尤明。”而今又有谓王氏之说为“学者视为定论”者，此则是不自考而又不知王氏之考有误者)。
《易图解》成书于乾隆元年，而《四库全书》却不著录，亦不列为存目。依常理说，仅有的一位清宗室亲王易学著作，应当采入《四库全书》，而出现此种情况，似并非当时无传本，则可能是因其图解内容多有与朱熹本意不合之处所致。今天看来，朱熹有关河洛图书的象数说是荒诞不经的，而德沛却对河洛图书有非圣入则之画卦作《易》的正确看法。又德沛学易多本义理，其采图皆以有合于《易传》之文为原则，凡从《易传》文字中能找到根据者则为之解，而不滥引它图而漫言之，此皆为可取之处。尽管其所附论说有本末倒置处，亦不妨自成一家之言，而有益于易图学发展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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