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己之独得与创见者，大不同。是则，即就朱子一人，可证中国学术史一特征，贵能上同古人，不贵能自创新说矣。
然所谓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无己。孔子倡为己之学，而最恶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就空间就时间论，天地生人惟己为独一无二。各有一己，而己与己不相同。孔子之不能上同于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也。《论语》所记岂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则谓，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传述周公之意而已。孟子学孔子，何尝不自有一己。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孟子倡为性善论，显非孔子语。然孟子不自谓此乃我自创语，谓我之所异于孔子者在此。此则孟子之所以为孟子也。孟子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则我之所学于前古圣人者，乃学此同然之心耳。本此心以立言，则所言自亦与古圣同。其不求异可知。
《易传》《中庸》言性，亦言天道。然皆兼采道家言。但《易传》《中庸》之作，则一承孔子。不谓此乃我之新创，不谓乃我会通儒道两家而自创新说。并其着书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彼亦自谓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实有其一己之意之作为会通和合，则固无疑。
周张二程四人之为学，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异。而朱子会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学一大传统，与先秦孔孟以来之儒学会通和合，以成儒学之新传统。今欲研讨朱子学，其最大难题，乃见朱子仅若网罗旧说，称述前古，而其自己则若不见有新创特见，可以自异于前人，而确认其为朱子一人之学。实则若果有之，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亦朱子一人之学而已，又何足贵。
司马迁着为《史记》，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然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之通之岂不在己。中国称门人受业为弟子，此如一家人。子子孙孙相承为一家，学问亦当有传统，故谓之一家言。中国全部二十五史必推司马迁为鼻祖，斯亦诚如一家言矣。岂一己独创，前无承，后无继，一人之学，何得谓之家。且如其父司马谈为《六家要旨》，其子迁则尊孔子，列为世家，则迁之意显异于其父，而迁不以为讳，亦不特自表白。后人亦不于此等处持论立说，惟治史学，则大体必求上同司马迁，如是而已。
今人治朱子学，每喜分别其与前人之相异处。实则朱子亦岂不知前人有相异，如二程有四大弟子，杨龟山仅占其一，李延平则得龟山之传。朱子乃亲受业于延平之门，其对延平可谓备致尊仰，然而朱子之发明二程，又岂限于龟山延平之一脉。又如后人每以程朱连言，尤多以伊川与朱子连言。朱子之推尊伊川，亦固甚至。伊川《易传》，朱子引其说入《近思录》者何限，然朱子自为《易本义》一书，定《周易》本为古人一卜筮书，此则与伊川意见岂不大异。而朱子则并不在此一节上显作分别。即就《语》《孟》集注言，所注之异于二程者又何限，惟朱子为学精神重在会通和合，寻求古人之共同处，不在独抒己见，表明其个人之特异处。今果专向此方面探索，则不免有失朱子为学精神之主要所在矣。
或问如上所言，理学家又何必主辨异端。盖求同必有辨异，辨异亦以求同。而二者之间，则终以求同为要，辨异为次。先秦如墨，如荀，辨异过于求同，皆不为后世所重。吕览、淮南，集宾客为书，而主会通和合，其见重乃转有胜于墨、荀。而如《易传》《中庸》，亦已会通儒道为言。濂溪横渠着书，多据《易》《庸》。即二程，亦多会通儒道。至如释氏禅宗，理学家采及其意者亦不少。朱子亦明白提及华严。今人乃据此等处疑理学家亦多出入释老，不知此正理学家长处，非理学家短处。会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始是理学家所用心也。
象山反朱子，而朱子则曰，象山多用力在“尊德性”，己则多用力在“道问学”。因戒其门人，当采他人长，以补自己短。勿轻相争。然象山之死，朱子终说死了一个告子。则朱子虽不同意于象山，而必求勿失其所长。其子释老亦类此。及明代阳明起，从陆反朱，作为朱子晚年定论，亦谓朱子卒从同于象山。此亦可谓中国学人尚同不尚异之一证。
而朱子学之最易受后人之怀疑与争论者，则为其《大学格物补传》之一章。朱子以己意来补古经传之缺，此则大违中国学术传统述而不作之大义。虽朱子自谓乃取程子之意以为之，然又何得径取程子意以补代古人意。朱子此处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故后人反朱子必反伊川。《易传》《中庸》虽明白多采道家义，但言必称孔子，则不易起后人之争。故清儒之主汉学反宋学，则必以考据与义理并称。朱子之《大学格物补传》，仅得谓义理当如此，而考据则无凭，即不易为后人接受。此亦中国学术之传统性如此。故可谓中国一学者，其所学，实乃为一部中国学术史。而不贵于学术史外自创一套新学术。亦可谓此一部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学术史，最有成绩者，则为朱子。此即余之所谓尚同不尚异。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创新说也。
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学皆承宋明理学来。亭林力斥阳明，不稍假借。梨洲则终于阳明有偏袒。船山晚年又一主横渠，而于程朱有微辨。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异。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异其一己，则无以异也。
窃谓中国之有孔子，犹如西方之有耶稣。朱子则如耶教中之马丁路德。其于儒学中之最大贡献，则为编有《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之四书，以上驾于汉唐相传之五经之上。而唐代之《五经正义》，递传至宋以后，乃成为《十三经注疏》。愈会通，愈和合，以愈见其共同之一是。此乃中国之学术特征，亦即中国之文化特征。
乾嘉时代之清儒，提倡汉学，则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马丁路德之新教。而在中国，则新教终盛于旧教。如同光以下，曾国藩为圣哲画像记一文，陈澧为《东塾读书记》一书，其论学亦皆尚同不尚异，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决不高抬一己，以求杰出于前人。则可谓千古一致之最相同处，无他异也。此二人之为学，皆义理更重于训诂考据，而宋代理学精神亦更胜于汉代经学精神。要之，朱子之风则更甚于其他之诸儒。此风迄清末而犹然。
但孔子在中国决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属人类，而非高出人类之上帝。故亦不高抬一己，以出于前人之上。中国学术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国，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今日吾人果能从此一点上来研究朱子之学，则庶最能获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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