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孔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