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的标准，我们要使青年养成相当的能力，可以藉此选择他们自己的事业，进行他们自己的事业。倘若我们预使青年受狭隘的职业训练，这种职业并非根据各人能力选择的，不过是根据于父母的贫富或社会的身分选择的，那末就要违背这个原理了。在事实上，我们现有的工业，因为新发明的发达，他的变迁是很快的，是要突然发生的。新的工业勃然兴发起来，旧的工业就随时革新。所以我们的教育，如要训练儿童获得狭隘的专门职业的效率，就要与自己的宗旨矛盾。这个职业后来变了方法，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就要居于落伍的地位，难于重新适应，远不如当初未受这样特别训练的人了。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现在社会的工业组织，与其他已经成立的社会一样，都充满不平等的状况。进步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想法改正不公平的特别权利与不公平的独抱向隅的现状，不应该反使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得以永续存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所谓社会的制裁，是要使个人的活动屈伏于阶级的威权，便有一种危险：就是工业教育便都迁就现状，不想改良。这样一来，各人因经济机会的差异，决定各人将来的职业，无自由选择之余地。有了这种情形，我们不知不觉中重蹈柏拉图计划的缺憾，而且还没有柏拉图那样开明的选择方法。
（2）上面所说的是“社会的效率”所含的第一意义。他的第二意义是注重公民的效率，或良好的公民资格。我们把“在工业上须有相当的才能”与“良好的公民资格”分开讲，这自然是随意的办法，没有什么绝对的理由。但是“良好的公民资格”一个名词，可以用来指示比较“职业能力”还要含糊的几个资格。这几个资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使得一个人成为格外合意的伴侣的若干特性，到政治方面的公民资格。所谓政治方面的公民资格，是指一个人有判断人与计划的能力，不但参与对于法律的服从，并且参与法律之创立。把“公民的效率”作为教育的目的，至少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能使我们免去一种错误的观念，不至相信有所谓普通的空空洞洞能力的训练。他使我们注意这个事实：我们的能力，必与做某种事情有关系：我们最须做的事情，是一个人与别人有关系的事情。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又要防备一种误解，不要把“社会效率”的意义，解得过于狭隘。虽然人人知道社会的进步须靠科学的发现，如把“社会效率”的意义，解得过于狭隘，有的时候便要排除科学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研究科学的人，便要被人视为徒作理论空想的人，以为这种人完全缺乏“社会的效率”。但是我们要切记，所谓“社会的效率”，他的终极的意义，不过是说有参与授受经验的能力。他把凡使一人经验更于别人有价值的一切事物，与凡使一个人更能参加别人有“价值的经验”的一切事物都包括在内。例如创造艺术与欣赏艺术的能力，娱乐的能力，有价值的利用闲暇时间的能力，都是公民效率的要素，比习俗以为公民效率上所不可少的别的要素，重要得多。
就最广的意义讲，“社会的效率”就是“心”的社会化，要使各人的经验更能彼此交易；要打破社会阶级的畛域，不再使一人对于别人的利益漠不关心。如所谓“社会的效率”仅限于外面动作所尽的职务，我们便埋没了这个效率的主要成分（因为是这个效率的唯一担保品）。这个主要成分就是有识见的“同情心”“好意”。所谓“同情心”，如真是一个良好的特性，就不仅是一种感情；他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想象力，使我们能想到人类共同所有的事物；他并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反抗那使人类无谓的划分畛域的事物。有的时候所谓“对于别人有慈善的关心”，也许不过是一种假面具。其实不过要擅自决定别人的利益应该是什么，并非要使得别人能够自由，由此寻出他们自己所欲的利益。倘若我们不承认生活能给与各人许多种类的利益，因人而异，并非一律，又不信鼓励各人能替自己作聪明的选择，于社会方面甚有实利，那末所谓“社会的效率”，或即所谓“服务社会”，都是呆板固定的事情。
（三）把“文化修养”作为教育的目的 把“社会的效率”作为教育的目的，是否与“文化”（culture）的宗旨相合，现在我们要研究一番。所谓“文化”，虽含义广泛，但至少可以表示他是培植出来，已经成熟的东西；他的意义是与“未经人工”“粗率状态”相反。所谓“文化”也含有属人的性质；他要培植个人，使他能够欣赏观念与艺术的价值，能有广大的人生兴趣。如把“效率”的意义解得狭隘，以为不过是关于狭隘范围的动作，不是指活动的精神与意义，那末所谓“文化”，便与“效率”相反了。如果我们能注意一个人的特性（倘若一个人没有特异于他人的个性，便不能称个人），无论我们称为“文化”，或称为“个性的完全发展”。所得的结果，就是“社会效率”的真义。与个性相反的东西就是平庸性，普通性。我们只要能使个人所有特性发展，就可获得特异于平庸的人格；有了特异于平庸的人格，对于服务社会必有更大的贡献；这种人的贡献，能超越仅属物质货品的数量的供给。在一个社会里面，倘非组织这个社会的分子各有他的特异于人的个性，这种社会有什么供人服务的价值呢？
所以有人反对个性对于社会效率有很大的价值，这个现象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所遗下的产物。在这种社会里面，上下阶级的区分很严。在这种社会里面，上等阶级的人应有时间与机会去发展他们自己，成为人类的生活；下等阶级的人便理应专造货品，供给别人的需要。如现在号称民本主义的社会，仍把物质产品的数量度量“社会的效率”，那便是承受贵族社会蔑视群众的恶习，把他传递下去。但是如果民本主义确含有道德的与理想的意义，那末依民本主义，一方面个个人对于社会都须有所贡献，以报答所受于社会的利益；一方面各人也须获得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特别能力。如在教育方面，把这两个目的划分，便是民本主义的致命伤；效率本是好的东西，如用狭隘的意义来解释，便丧失效率的真价值了。
把效率作为目的，有一点与其他教育的目的一样，就是也须把自己包括在经验的历程里面。如果我们把实体的外面的产物做标准，用来度量效率，不把有价值的经验做标准，用来度量效率，这个目的便要变成注重物质的主义。殊不知我们发展有效率的人格，虽可得货品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严格说起来，不过是教育的副产物：这种副产物虽是不能免的，重要的，但总不过是副产物。如于教育历程以外，立一种外铄的目的，这就是替一种伪观念张目，把“文化”视为纯属“在内的”（inner）东西。而主张我们须使“在内的”人格完备，这个观念必是阶级区分的朕兆。其实此处所谓“在内的”东西，就是与别人没有关联的东西，——这种东西，仅为某阶级所专有，不能由各人自由的，圆满的，互相传达。所谓“精神的文化”所以常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腐败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东西常被人视为一个人在内可有的东西，——这样一来，仅是某阶级的人所专有的，不是人人可共有的。殊不知一个人成为什么人，全视他与别人联合的生活里面是什么人，全视他与别人有怎样自由的交际授受。有了这种正确的观念，“效率”与“文化”都不至误解：不至以为“效率”不过是限于制造产物供给别人；也不至以为“文化”不过是上等阶级所专有的文雅与修饰的作用。
无论何人，凡是不知他所造成的对别人有价值的事物，只是自身可贵经验历程中所产出的副产物，那末无论他的职务是农夫，医士，教师，或学生，他都已失了他的职务。这样看来，这两方面本是一件事，为什么还有人想我们须自择下面两件事：牺牲自己去做有益别人的事呢？还是牺牲别人以求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呢？（这种自己的目的，无论是保存自己的灵魂，或是养成一种在内的精神生活与人格）在实际方面所得的结果是：因为这两方面都不能永久的独自进行，我们乃想出折中的办法，把这两方面更迭做去。一个人轮流尝试这两方面的一面。最可悲的事是：世界有许多自认精神的与宗教的思想，并不反对这种人生二元论，反而注重两个理想，一个是要牺牲自己，一个是要使精神的自我完备。这个二元论已是根深蒂固，不易拔除；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的教育，应该做的一件特殊事情，是要使得“社会的效率”与“个人的修养”乃是一个意义，不是彼此相抗的。
撮要 所谓“普通的”或“概括的”目的，不过是用来研究教育上特别问题的观察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如要测验任何大目的的叙述有何价值，要看他能否灵敏的，前后一致的，与其他目的所暗示的进行程序相通。我们在上面曾经应用这种测验法，研究三个普通的目的：（1）顺着“自然”的发展；（2）社会的效率；（3）文化修养，个人精神的增富。在每一个上面，我们都看出：这些目的如仅偏于一部分的意义，彼此都要冲突的。主张自然发展的目的，如偏于一部分的意义，便要把所谓“自发的发展”里面原始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目的。由这个观察点看去，凡使这种能力有用于别人的训练，皆是变态的强制行为；凡用审慎的教育去大变这种能力的训练，乃是徒趋腐败的作用。但是我们如承认所谓自然的能力，是指须用教育，使人加以应用，才能发展的固有能力，这种冲突便消灭了。讲到把“社会的效率”做教育的目的，或把“文化修养”做教育的目的，也是相类的。如以为所谓“社会的效率”，是指对于别人能尽外面的职务，这种目的必与“增富经济意义”的目的相反；如以为“文化”是指心的在内的修养，这也是要与“社会化的习惯”相反。但是如把“社会的效率”作为一种教育的宗旨，他的意义是指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能使人更自由的，更圆满的，参加共同参与的活动。这种参与虽能增加文化的作用，但是要这种参与，非先有文化修养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非有了学问，——非先获得更广大的观察点，用来洞瞩向所不知的事物，他就没有参与别人交际的能力。讲到“文化”的界说，以下面所说的最好：“文化”是使人能时时刻刻扩充他对于事物所知的意义范围，能使他对于事物所知的意义格外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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