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不但在普通的观念与这些观念的美术的表象上，须凭藉外人的记载，就是法律，也须凭藉外人的记载。当时半开化的欧洲所以必须凭藉外人的传说，还有一个原因增加这个趋势：当这个时候，宗教的事业，甚有势力。因为当时教堂所凭藉的根据，都是由外国文的著作里面得来的。这样一来，无事不集中于一点：就是使人把学问与语言文字的训练视为一件事，不把祖国的语言作为文学的语言，只把有学问的人的语言，作为文学的语言。
学习的材料既是如此，于是不得不用所谓“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我们倘若不明白这一层，对于当时的全部趋势，还未能完全明孖。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这个名词，常常被人用作讥骂的名词。但是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过是“经院”或“经院中人”所用的方法。试推究这种方法的精粹所在，他不过是把适宜于传授“徒据他人传说的知识”所用的教学法与学习法，组织得最为完备罢了。如果我们所用的学习材料并非取诸同时的自然界与社会，乃是取诸文字的著述，我们所用的方法，必须适宜于界说，疏注，解释所受的材料，那就不适合于探讨，发现与发明的动作了。其实所谓“经院主义”不过是专心致意于组织种种方法，专心致意于应用种种方法，这种种方法都是适宜于教授现成的材料，用不着学生自己寻求的材料。只要我们的学校仍用教科书教人，仍倚赖徒据他人传说的根据，仍恃死记他人的传说，而不注重发现与搜寻研究，这种学校所用的方法，也是“经院的”性质，——而且还没有“经院主义”所有的逻辑的精确与条理。这种所用学校的方法与叙述，都不谨严准确。除这个异点外，现在学校方法与经院方法的唯一异点，不过是在现在学校里面，历史地理植物学与天文学也是须要熟谙的“徒据他人传说的著作”的一部分罢了。
因为这个缘故，希腊的陈法旧训，完全丧失：希腊的陈法旧训里面，把人本的兴趣，作为对于自然有兴趣的根据；所得关于自然的知识，是要用来护持显属人事的目的。这样一来，生活不恃自然界的知识以护持，乃恃徒据他人的传说以维持。自然不但不足以护持生活，而且是一件很启人猜疑的东西。对于自然有所推想，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往往使人不再倚赖已经含有生活法则的书卷。不但如此，人要知道关于自然的知识，非由观察不可，非凭藉感官不可，——感官乃是纯属物质的，与纯属“非物质的心”相反。不但如此，自然知识的功用，是纯属形体的，纯属庸俗的；这种知识的功用不过是关于人的肉体与暂时的福利。若文学的传说，便是关于人的精神与永久不灭的幸福。
（二）近代对于“自然”之科学兴趣 十五世纪有一种运动，有的称为“文艺复兴”，有的称为“复生时代”。这个运动的特色，是对于人的现在生活有新的兴趣，因此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新的兴趣。这个运动反抗当时占优势的超自然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讲，这个运动可谓是具有自然主义的性质。当时思想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若说尽属古典的希腊异教文学的功，或者未免过甚。这个变化大抵是当时状况的产物，这层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当时富有这种新思想的受过教育的人，都很勤恳的学习希腊的文学，欲从这里面寻出真确的资料与藉以张目的知识，也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且这种对于希腊思想的兴趣，不仅在注意文学的自身，乃在注意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精神。思想自由，觉得自然界的秩序与美丽，这都是希腊文学所表现的精神；这种精神也鼓励人用相类的不受拘束的态度，考虑与观察一切事物。我们读十六世纪的科学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发轫，大半都是由对于希腊文学有新兴趣作出发点。温德奔（Windelband）曾经说过，新的自然科学是人本主义的女儿。当时有一个适合时尚的观念，以为宇宙是个大宇宙，人是其中的小宇宙。
这个事实又使我们发生一种疑问：到了后来怎样“人”与“自然”又牵强划分开来，文字文学与物质的科学，彼此怎样又截然划分开来。我们可以提出四个理由。（甲）旧的传说仍然在一切制度里面占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政治学，法律学，与外交，仍是徒据他人传说的几门著作文字，因为这几门社会的科学，非到了物理学与化学的科学方法很进步的时候（生物学还不在内），还不能发达。在历史一科也有这同样的情形。而且当时用来教授语言文字的方法已很发达，当时“学会习俗的惰性”当然袒护这种方法。从前对于文学的新兴趣（尤其是希腊的），经院式的大学最初也不许他加入。后来这种兴趣得加入这种大学之后，他也照样效尤，与旧的学问携手，共相限制实验科学的势力。当时教授的人，很少受有科学的训练；具有相当科学知识的人，又都在私人的实验室里面工作，并由提倡研究的学会鼓励他们工作，但是这种学会并未组成教授的团体。此外贵族的传说，向来看轻具体的物质，看轻感官与手的工作，当时这个传说，仍有很大的势力。
（乙）因有基督教徒的革命，于是对于神学的讨论与争辩的兴趣为之大增。两造要求胜利，都须凭藉当时所有的文卷。各方面都须训练一种人材，使能研究解释各所倚赖的记载。各方面都须训练能够卫护所择信仰的人材，都须训练能够宣传，能够阻当对方侵略的人材。当时这种需要既如此之殷切，所以我们尽可以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中学校与大学里面语言的训练，已为复兴的神学的兴趣所拘捕利用，用为宗教教育与神学争辩的工具。这样看来，今日教育里面的语言文字，在教育上的沿革，并非直接传自文艺复兴，乃是传自已经适应于神学目的的语言文字。
（丙）当时自然科学的自身，就被人误会，反使“人与自然”格外针锋相对。培根（Francis Bacon）是完全主张自然的兴趣与人本的兴趣是彼此合而为一的。采用观察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科学，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成见猜度自然，乃是平心静气的解释自然。但是人在理智方面要服从自然，在实用方面也要学得如何使用自然。培根有句话说：“知识就是权力。”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人要利用科学制御自然，把自然界的种种势力，用来达到人的目的。培根攻击旧的学问与名学，以为旧学问与名学都是纯属争辩一方面，不过要藉此在辩论上得胜，与发现未知的知识，是不相干的。如用培根在他的新的名学里面所讲的新的思想方法，渊博的发现事业的新纪元就要由此开始；这种发现都是要发生发明的效果以造福人类的。从此人们都要一变向来毫无结果呶呶不休的互相争胜的恶习，同心协力于制御自然，以利人类。
就大概说起来，培根确已预言后来进步的趋向。但是他却料得太早。他当时未曾看出，这个新的科学经了许多时候，都不过被人用来剥夺他人以自利的旧目的。他以为这个新的科学能迅速的给人新的目的。在实际上，这个新的科学反而助桀为恶，被一阶级利用，牺牲别一阶级，藉以达到他们侵略他人的旧目的。培根虽预料有了科学方法的革命以后，有工业的革命跟在后面。但是这个革命费了许多世纪，才产生一种新的心意。自新科学被人实用之后，封建制度自然随之废除，因为新科学的实用，把权力由地主的贵族移与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不是社会的人本主义，乃是资本主义。人们但知利用新科学以进行生产与商业，好像新科学并没有关于道德的教训，不过给人关于生产如何得以经济，积资如何得利用以增加私利等等专技的教训。这样实用物质的科学（物质科学的实用是最易看得出的），自然要替自认为人本主义的张目，说科学是偏于物质的趋势。科学既放弃显然属于人类的“超越赚钱，积钱，与用钱的兴趣”，既有空隙与人以可乘之机，于是文字与文学，乃乘隙要求能够代表人类关于道德的与理想的兴趣。
（丁）不但如此，当时自认根据科学的哲学，自承能够代表科学精义的哲学，也不免两种弊病里面的任何一种。这种哲学在性质上仍不免二元主义，于“心”（人的特性）与“物”（物是构成自然的）中间，截然划一鸿沟；或显然有机械的性质，使人类生活的特色缩成幻象。如有前一种弊病，这个哲学应许某种科目专有心的价值，于是间接使这种科目格外占有优越的地位，因为人类的自然趋向，总视人事为第一紧要的事，——至少对于他们自身是最紧要的事。如有了后一种弊病，这种哲学要激起一种反动，使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价值生怀疑与猜疑的态度，使人把他视为人的高尚兴趣的仇敌。
希腊与中世纪的知识，以为世界万物是有性质的区别，以为自然的种种进行程序，各有他们的种种目的，用专门术语来讲，就是“目的论”。新的科学就否认各种特性有客观的真实。不仅是善与恶，就是声音，颜色，目的，等等，据新科学讲起来，都是纯属主观的，——都不过是脑子里所得的印象。这样一来，客观的存在，都不过有“分量”的方面，——例如有若干质量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差异，不过是在空间的某一点，比别一点有更大的聚积的质量，不过在某几点运动的速率比在其他几点的运动速力大一些。自然界既没有了“性质”的区别；当然就没有有意义的变异。于是所注重的乃在“一律”，不在“差异”。这种理想，好像是要发现一个唯一的数理公式，立刻可以应到全宇宙使一切似有变异的现象，都可由此引伸出来。这就是所谓“机械哲学”的意义。
这种机械的哲学，并不能代表科学的真义。这种哲学把事物的技术视为事物的自身；把所用的器械与专门名词视为真实；把方法视为材料的内容。科学的叙述虽仅限于种种情况，这种种情况能使我们预料将来发生的事情，制御将来发生的事情，不管这种事情的性质怎样。因此科学确有机械的与分量的特性。但是科学虽不顾到这种事情的性质，却不把这种性质摈于真实之外，也不以为这种性质仅属于纯粹心的区域；科学不过把可以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供给我们。这样看来，可见科学的进步虽在实际上能增加人类制御自然的能力，能使人所怀抱的目的有更坚固的基础，并能使人几可随意变异他的活动；但是自认表述科学功业的哲学，却把世界缩成枯燥的，单调的，空间物质的重新支配。这样一来，近世科学的直接的影响，反而加甚“心”与“物”的二元论，因此反把“物理的科目”与“人本的科目”划成不相联络的两群科目。因为“较善”与“较恶”的差异，既与经验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任何科学的哲学，如把这些特性摈诸真实的内容之外，这种哲学必然丧失在人类方面最有趣味最属紧要的部分。
（三）现今的教育问题 其实“经验”并不知“人事”与“纯粹机械的物质世界”中间，有什么划分。人的家宅就是自然界；人要达到他的目的，须能利用自然的情况。如果这种目的与自然的情况隔离，都要变成空想与幻想。所以从人类的经验方面着想，因此在教育的努力方面着想，我们在自然与人的中间所应有的区分不过区分我们要构成并实行“实用的目的”所须要的种种情况与这些实用目的的自身。生物进化的学说，更给这个哲学一个明证。据生物的进化所示，人与自然是相继续的，人并不是由外面突然加入自然界的进行程序。自实验的科学方法发达，又增强这个哲学的主张。据实验的科学方法所示，我们所以获得知识，是由于要能利用自然界的势力，以应社会的需要。社会的科学，——如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目，——每次的进步无不表示下面的情形：倘若我们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先搜集资料，然后构成假设，最后用实验来测验；倘若我们利用物理化学所证实的专艺的知识，藉以促进社会的福利；那末种种社会问题，都可有适当的解决。例如种种良法，可以用来解决困难问题如疯病，纵欲，贫穷，公共卫生，市政计划，自然利源的保存，政府机关的建设性的运用，藉以促进公共幸福而又不至损及个人的创造能力；诸如此类的方法，都可以例证我们社会的紧要事务与不直接凭藉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结果。
这样看来，关于人本的科目与自然的科目，教育应该要从这两面密切的互相倚赖出发。教育不应该以为科学是专为研究自然的，文学是专载人事的，这两科是彼此划分的，应使自然的科学与历史，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互相增加彼此的效果。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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