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民国三十年，用古话来说，就是一世了。这一世的经历真比前些世代都重要而更繁多，教大家都感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着。这三十年的政治史，说起来也许会比任何时代都来得复杂。不过政治史只是记载事情发生后的结果，单从这面看是看不透的。我们历来的史家讲政必要连带地讲到俗，固为风俗是民族的理想与习尚的反影，若不明了这一层，对于政治的进展的观察智能见到皮相。民国一世的政治史，说来虽然教人头痛，但是已经有了好些的著作。在这期间，风俗习尚的变迁好像没有什么完备的记载，所以在这三十年度开始，我们对于过去二十九年的风尚不妨做一个概略的回观。自然这篇短文不是写风俗史，不过试要把那在政治背后的人民生活习尚叙述一二而已。
民国的产生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前的人民对于革命的理想与目的多数还在睡里梦里，辛亥年（民国前一年，也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三月二十九的下午在广州发动的不朽的革命举动，我们当记得，有名字的革命家只牺牲了七十二人！拿全国人民的总数来与这数目一比，简直没法子列出一个好看的算式。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住在离总督衙门后不远的一所房子，满街的人在炸弹声响了不久之后，都嚷着‘革命党起事了’！大家争着关铺门，除招牌，甚至什么公馆、寓、第、宅、堂等等红纸门榜也都各自撕下，唯恐来不及。那晚上，大家关起大门，除掉天上的火光与零碎的枪声以外，一点也不见不闻。事平之后，回学堂去，问起来，大家都说没见过革命党，只有两三位住在学堂里的先生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操外省口音，臂缠着白毛巾的青年曾躲在仪器室里。其中有一个人还劝人加入革命党，那位先生没答应他，他就鄙夷地说：‘蠢才，有便宜米你都不吃、……’他的理想只以为革命成功以后，人人都可以有便宜的粮食了，这种革命思想与古代的造反者所说的口号没有什么分别。自然那时有许多青年也读过民族革命的宣传品，但革命的建国方略始终为一般人所没梦想过，连革命党员中间也有许多是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着什么事情。不到六个月，武昌起义了。这举动似乎与广州革命不相干，但竟然成功了。人民的思想是毫无预备，只混混沌沌地站在革命的旗帜下，不到几个月，居然建立了中华民国，
民国成立以后，关于礼俗的改革，最显著的是剪辫，穿西服，用阳磨，废叩头等等。剪辫在民国前两三年，广州与香港已渐成为时髦，原因是澳美二洲的华侨和东西留学生回国的很多。他们都是短服（不一定是西装），剪发、革履，青年学生见了互相仿效，还有当时是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学生的制服就是军装。许多人不喜欢把辫子盘过胁下扣在胸前的第一颗褂扣上，都把它剪掉，或只留顶上一排头发，戴军帽时，把辫子盘起来，叫做‘半剪’。当时人管没辫子的人们叫做‘剪辫子’或‘有辫子’，稍微客气一点的、就叫他们的打扮做‘文明装’或‘金山文明装’，现在广州与香港的理发师还有些保留着所谓‘金山装’的名目的，在民国前三年，我已经是个‘剪辫子’，先父初见我光了头，穿起洋服，结了一条大红领带，虽没生气，却摇着头说，‘文明不能专在外表上讲。’
广东反正，我们全家搬到福建，寄寓在海澄一个朋友的乡间。那里的人见我们全家的男子，连先父也在内，都没有辫子，都说我们是‘革命仔’。乡下人有许多不愿意剪辫，因为依当地风俗，男子若不是当和尚或犯奸就不能把辫子去掉，他们对于革命运动虽然热烈地拥护，但要他们剪掉辫子却有点为难，所以有许多是被人硬剪掉的。有些要在剪掉之后放一串炮仗；有些还要祭过祖先才剪。所以不是有所爱于满洲人的装束，前者是杀晦气，后者是本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训。你如问为什么剃头就不是‘毁伤’，他就说从前是奉旨及父母之命而行的，民国元年，南方沿海的都市有些有女革命军的组织，当时剪发的女子也不少，若不因为女革命军的声誉不好和军政当局的压抑，女子们剪发就不必等到民国十六年以后才成为流行的装扮了。当盛行女子剪发的时候，东三省有位某帅，参观学校，见某女教员剪发，便当她是共产党员，把她枪毙了。她也可以说是为服装而牺牲的不幸者，
讲到衣服的改变，如大礼服，小礼服之类，也许是因为当时当局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的见解，没想到我们的纺织工业会因此而吃大亏。我们的布疋的宽度是不宜于裁西装的，结果非要买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单说输入的纽扣一样。若是翻翻民国元年以后海兰的黄皮书，就知道那数字在历年的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它如硬领、领带、小梳子、小镜子等等文明装的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装束在最初几年没有剧烈的变迁，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女学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头发，金边小眼镜，小绢伞，手提包，成为女子时髦的装饰。后来女学生的装束被旗袍占了势力，一时长的、短的、宽的、窄的，都以旗袍式为标准，裙子渐渐地没人穿了。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在上海以伴舞及演电影的职业女子掌握了女子时髦装束的威权，但全部是抄袭外国的，毫无本国风度，直到现在，除掉变态的旗袍以外，几乎辨别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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