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gāocháo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蕩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親和弟弟也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雞，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蕩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親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親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慾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濕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媽媽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媽媽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媽媽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chún，親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媽媽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親，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葯物，宗老先生親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隂，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濕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chǔ]女，只当她是性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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