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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