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五月到六月应该是繁盛的花期，我还记得，杜鹃开了，谢了。玫瑰开了，谢了。玉兰开了，谢了。樱花开了，谢了……可现在，中国无花可开，当然也就无花可谢、倒也干净。整整一个月，我都惦记着老桂。这个月是他和那个女人的蜜月。他们一起是怎样接待托玛斯·艾略特的呢？肯定是一出很难演下去的即兴滑稽戏，但毕竟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六十分钟，很容易过去。他会象一个老记不住台词的衰老的演员那样很痛苦地捱过这出独幕戏。好在那女人会自己给自己找地位、增加台词，由配角一跃而为主角，老桂会成为她的译员。洋人想搞清中国的事，尤其是搞清现今中国的事，那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譬如说，老桂在自己的家中，只被允许睡在地板上，恐怕无论谢莉怎么骂，他都不敢上床——我太了解他了。洋人能懂吗？不懂。再譬如说，谢莉的那些战友可以把地方权力机关印制的结婚证书整本的带在身上，比为一只雄兔配一只雌兔还要方便，新娘子依恃着自己的政治优越感，当面鼓、对面锣，三言两句就成了，就搬着行李登堂入室了，就可以把她和他固定在一张即时生效的纸上。一个人的出身为什么就那么重要？文化低为什么反而成了政治资本？洋人懂吗？不懂，绝不会懂。所以，必须为外国人看中国小说编一本特殊的词典，否则，中国小说就无法走出国界。
芸茜绝对禁止我再去接近老桂，让我打消这种危险的儿童式的好奇心。其实，我只是关心老桂的命运。当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到不闻不问的程度，这个社会肯定会崩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命运何等的重要！而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就是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来体现的吗？
在我去农场送六月份的诊断证明书之前，身不由己地走到老桂寓所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不用按电铃。在门外就听见客厅里大声吵闹的声音。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大门，走上进客厅的石阶。我首先看见的是那个“佣人”。他坐在正中那个长沙发上。他从里到外部改变了，一身旧干部服，神情骄横，闭着威严的嘴，冷笑地看着正在跳着大吵大闹的谢莉。谢莉叉着腰，她的三个战友站在她的身后，也叉着腰。谢莉嚷嚷着。
“没那么容易！搬？我是桂任中教授的夫人！外宾给我们拍过合影照，肯定会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照片的背景就是这座房子！让我们搬出去，会产生什么国际影响？”
“不会产生任何国际影响。”那“佣人”慢条斯理地说，“外国人不可能知道。”
“我要让我的丈夫给托玛斯·艾略特先生写信！”
“写吧！告诉你，你的信会直接寄到我手里。你们就要犯里通外国罪，判你们的刑，让你们把牢底坐穿。”他的声音毫无恶狠狠的意思。
“不！我绝不会写，我连托玛斯的地址也没留。他一走出大门，我就把他给我的名片上交了，是您收下的。”这时我才看见老桂，他从三角钢琴后面走出来，怀里抱着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
“你没出息，闭上嘴！”谢莉喝斥老桂，“靠边儿休息！”
那“佣人”慢悠悠地说：“今天你们就得搬，宾馆今天就要来人搬家具，搬餐具，搬行李铺盖。样板团今天要来人来车搬钢琴。友谊商店今天要来人来车搬地毯、字画。”
谢莉哼了一声说：“好哇！搬！统统都给我搬走，老娘睡地板！”
“只怕这地板也不让你睡了！这房子是首长——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她来我们市视察工作下榻的地方。明天，就得按她的要求重新布置起来——都是绿调子。是你这个老娘狠呢？还是她那个老娘狠？”
谢莉语塞了，眼睛珠子一转又嚷开了。
“搬，可以！得给我们夫婦一套相应的房子。”
“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老桂：“桂任中，这是你们农场军代表给你下达的通知，念念。”
桂任中还没把信纸从信封里掏出来，两手就拼命抖起来，信纸、信封索索发响。
“桂任中：限收到通知之日归队报到，接受改造，勿误！……”
屋子里的人全都不响了，只有那位“佣人”在擦火柴，点烟，抽烟，吐烟圈。老桂手里的信纸还在抖。
“家属！”谢莉好象忽然又活过来了似地大叫一声，接着说：“你们不能把家属扔在大街上吧！他桂任中是个臭老九，是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可是三代城市无产阶级，响当当硬邦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态度就是个立场问题！”
“就算你是桂任中的家属……”
“什么是‘就算’？我有结婚证书，合理合法，堂堂正正，什么叫‘就算’……？”
“桂任中的家属的住房问题，应当找桂任中所属单位的领导去解决。桂任中所属单位是东风农场。他们会负责给你解决，农场里搭个草棚子的地方有的是，劳力、材料都不成问题。”
“我是城市户，城市供应！”谢莉大叫着。
“那就看你是要桂任中呢，还是要城市户口和城市供应……”
谢莉气急败坏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转过头来问老桂。
“你说怎么办？”
“你就……别跟我去农场受苦了。反正，我们实际上也不是夫妻。”
“什么？龌龊胚！你想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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