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真他媽的倒霉透了！一直到汽车驰进市区终点站，他们才把我嘴上的毛巾解开，松了绑，井把我推下汽车。我为了试试喉咙还能不能讲话，使劲喊叫起来：“你们怎么敢？怎么敢这样对待我？你们……？”
我能听得出，我的声音仍然很响亮，发声器官并未失效。但谁也不理睬我，乘客们各走各的路，司机、售票员锁上门走了，好象我果真变成了哑巴，我听到的我自己的声音是不存在的。他们就这么对待我，他们敢，我能咬掉他们的耳朵？！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不是疯子，我只是肺结核，正确而坦白地说，只是假装可能患有肺结核。这后一层意思当然不能露，我大叫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会反问我：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这一问我就得卡壳。“我进城来看的是肺病，你们把我当精神病人捆起来！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所有的当事人都好象没听见我的声音，只有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过路人，才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的话很可笑。我竟然会站在一个无法可依、无天可呼的国土上呼法吁天？一想到这儿，我自己辛酸地笑了。管它呢！进城的目的达到了！我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脚搓了搓，途中遇到的不愉快算是到此结束了！挤过了一座“窄门”。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找她的时候，就是站在这棵树下，从这个角度去窥测那扇窗户的。
看不见一线灯光，完全无法判断她在还是不在，是她一个人在，还是有一个另外的什么人。我这个乡巴佬还能按照她告诉我的地址找到这儿，并判断出三楼那扇贴着黑纸的窗户里就是她的蜗壳。我象腾云驾雾般惘然地走上楼梯，在她门口站定，想听听门里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想从锁眼儿里看看，她居然连锁眼都堵死了。我敲敲门，很久才开了一个缝，流泄出一窄条灯光，门虽开了，还挂着链子。她大概认出了我，她摘了链子，拉开门。我原以为这次的会见会出现一个电影、戏剧式的优美场面，她会吃惊得大叫起来，我会激动得不知所云，低着头不断在地上搓着鞋底。结果，完全不是那样。她也不吃惊，我也不怎么激动。她好象料到就是我，皱了一下鼻子，伸出一只手：“喂！快进来呀！瞧你那副傻样儿！”
我被她轻轻一拉就跨进了她的蜗壳。
“请坐！”
可往哪儿坐呢？屋中间摆着一张破铁床。铁床上堆着从来都不需要叠的被褥。她已经坐在床上了，抱着枕头，象抱着一只灰猫那样。我环顾四周，再也没什么好描述的了。
可以用古人那句“家徒四壁”来一言以蔽之，完结。她看出了我的失望情绪，撇了撇嘴，站起来扯了我一把。
“坐呀！说你傻你就更装傻了。”
我自己完全能想象得出我的样子有多么蠢，头发自不用说，是一个对理发最外行的同学用一把锈剪刀剪的，据说极象马桶盖，上衣是最时新的破军衣，蓝褲子不够长，把穿着破解放鞋而没有穿袜子的一双泥脚暴露无遗。肩上挂一个又大又侉的土黄色大书包，书包里装着那张用好几层破报纸包着的唱片。我坐下了，也坐在小铁床上。小铁床尖锐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表示欢迎还是抗议，八成是后者。她站起来又坐下，紧挨着我。
这时，小铁床已经叫不出来了，只叹息了一声。她从床底下掏出一把宜兴小茶壶，自己喝了一口，用手擦了一下壶嘴儿递给我。我因为太渴，接过来猛吸一口。她从响声里就可以判断出，我这一口已经把茶水全都吸干了。她从我手里把壶夺过去。
“真是个乡巴佬，茶是这么喝的？”
我很窘地看着她揭开盖子的壶里剩下的茶叶。茶是温热的，很浓。我说：“给碗凉水吧！”
“别寒碜人了！茶有的是，不过喝茶是个文化，得文明点。”说着她到小厨房里给我找了一个大搪磁缸子，抓了一把茶叶，沏了一大缸子茶交给我。
“给，使劲喝吧！”
我抱着热乎乎的茶缸子笑了。但我很快就想到，我一边编写一边表演的第一场戏已经算是结束了，下一场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忧心忡仲地说：“明儿还得去医院透视，我……压根就没病，一透不就穿帮了吗？唉！反正能出来溜一趟，哪怕明儿就得回去也不虚此行呀。”当我说到“不虚此行”四个字的时候，节奏放慢，音色柔美，稍带伤感，象蹩脚演员那样合情脉脉地瞟了她一眼。她在我背上轻轻打了一巴掌，摇晃着我，戏谚地说：“最高指示：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根本别操心，医院也别去，透视报告，诊断证明，等等一切，我包了！”
嗬！我的眼睛一定睁得比牛眼睛还大。难以想象！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姑娘会有这么大能耐！她缩在蜗壳里，对于外面那个世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外面那个世界不也和农场一样严峻吗？人与人之间除了监督、揭发、告密、诬陷，还有同情？徇私？甚至可以找到能开出假诊断书的“朋友”（姑且还用“朋友”这个陈旧而带有反动意味的名词）？在农场医务室老铁梅那儿可甭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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