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中二语之解
清末李详以善作骈体为时称重；他的诗也颇有情味。偶而因评论人物记述读书所见，间有识力，惟不免“胶柱鼓瑟”处；如因评张稷若的《蒿庵闲话》中论东坡《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二语，谓“七月望时，日月但对当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记，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云云。遂又自举，“……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当指何诗？如指《陈风月出》之诗，则此诗但有‘窈纠’，无‘窈窕’。若用《关雎》，‘窈窕’则于义无取。余谓其意当云‘诵月出之诗，歌窈纠之章’。首举其篇，次举其章。又以避下月出遂改为明月，而又误记纠为窕耳。此出余之臆度，不知世人抑有别说否？”
东坡记丑读博，似不至将“窈纠”误记为“窈窕”且“月出”二字不但与下文重犯，如五字连用“诵月出之诗”不惟呆板，而读音亦不协和。“月出”“窈窕”皆仄声，轻重无别。且曰诗曰章，显有用意。《关雎》一篇，可述为诗，且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在一章，故不能曰“歌窈窕之诗”。曹操之《短歌》出末句“明明如月，忧不可掇”。因是时诗歌鲜以章什为分，故可说为“诵明月之诗”。我想上句并非指的《诗经·陈风》中之《月出》一首，下句则显然引《关雎》篇中“窈窕淑女”句以托兴感——正不是呆指男女，仍含着香草美人的比法，以思远人，以念佳士。若如李之解释“首举其篇，次举其章”，一诗以两句分用，不惟在文理上过于板滞，且一意贯下徒凑对句。东坡之才，宁肯为此？
诗人缘情比物，不同于严正论文，引典必切，丝毫莫易。若必如此，刻执批正，则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岂不亦大费解？褒姒乃周幽王之妃，以举烽火诳诸侯救兵为笑者；妲己则殷纣王妃，而与“夏”何关？似应改夏为周，上下句方为切合。否则岂非杜老误记褒姒乃夏代后妃么？据诗句细想，可有两种解释：（一）系如旧时某评家所谓，“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自八股兴无人解此法矣！”（二）是杜老明明知是周幽王之妃，却因用“不闻周殷衰”于史实勉强比合并不洽切。周幽王虽因宠信褒姒致引诸侯不救犬戎之祸而失国，然周未因此亡国，平王东迁，终致中兴，以言“衰”当不甚宜。固然《小雅》里有“赫赫宗周，褒姒夭之”，是诗人深恶痛绝的恨语也。明明知道宗周还没有灭绝，以与殷比至纣王遂以不祀者当然有别。可是有人要问杜老既以为周史与殷不同，则下句何不以夏桀之妃妹喜作对曰“不闻诛妹妲”，此驳甚对。然杜老夫岂不知？不过褒妲连用已熟，“妹妲”则比较生踈，且妹妲两音，不如褒妲之合拍，且明明示人以此等要典易知易记，引入诗句不须指对的。那末真切如第一说的“互文之妙”妙则未必，可于诗句绝无妨碍。
苏赋之二句以音论，也是“明”字与“窈”字有互章之妙。盖“明”为轻唇闭发音，“窈”字为舌尖开发音，如换易为“月出”“窈纠”试一读之何等诘曲不顺，且于义亦不如分引《短歌》以与《关雎》为合体也。
遵义郑子尹在清道咸间以诗闻名，虽以不恒外出的儒生誉闻远著，就连当时一代的文武要角曾国藩也大加推重，想请其出山而不得。郑诗的确有其清苦深之特色，重开清末的宋诗派的先河，而非他同时与以后的学宋诗者所能比，除却意境练字外尤多描绘军政情况乡民苦难，读之使人不止为诗人己身的哀乐所感动，而能扩展心胸抒发国情于社会的群体。这不但是文词上具有特长，可见作者的敏感与丰富的同情。可是他自己并不以诗作为平生第一要务，他的研经与文字学才是他最下工夫最觉得可以传世的事业，所以他的诗文集即以《巢经》为名，以志不忘而明其学思所在。
“巢”“经”二字连用，似较费解，十人而九不易有确切的解说。经上冠以巢字，想象力当然奇特，但有来源。我们还须推重善以“瘦”诗见长的唐诗人孟东野的怪想，他与玉川子卢同以古文大鸣的韩愈，都是好友。在作诗的风格上虽各有所长，然综合看去都有不写平常的诗句的趋势。卢同之怪语奇想以及杂用俗语破除旧古风体与盛行的律体的束缚，在唐诗中独辟一条道路。韩昌黎则以作文法作诗，大奡奇崛与以前各名家的诗都无同处；虽也有平易清遒之作，可是像石鼎中他的造句，南山的竭力形容，皆能见出他的有意为此的风格。至于孟东野则以苦语峭瘦特易显出，韩氏对他的称誉言之甚详。总之，这三位之诗创作固有性格上的大同趋向，而居心洗刷平凡，要独立一帜作成当代诗坛上的联合战线却甚显然。
所以孟氏的集中《忽不贫喜卢同书船归海诗》一诗自称贫孟已经特殊，又有“我愿拾遗柴，巢经於空虚，下免尘土侵，上为云霞居”四句，孟东野非经师，也不像韩退之以道统自任而尊崇经书，然而因卢同购来，他忽然大发他的奇想，忽有将经书放在空虚处之感，因拾遗柴，（这当然是他的贫寒特色）以柴构巢，以巢了书，不知如何空虚法（放入柴中以柴包护故曰空虚）可能免却尘侵，上及云霞，这真是我们的寒诗人的想象，自然以诙奇语发抒他那点愤世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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