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王羲之字碑二种 集唐太宗字碑一种
中国之有集字刻碑，自以唐初弘福寺沙门怀仁受唐太宗命集王右军行书刻太宗御制三藏圣教序上石为始。唐太宗对于二王——尤其是王羲之书法之爱好故事，流传极多，兹不赘述，即就集字刻为碑文一端已足证明。
除却唐代的集字碑外，即在朝鲜因受汉文化影响较早，对于唐代的文物风尚仿效甚至早当新罗立国的时代已有集字石刻之存在；不但曾集过王羲之的字，而且也把唐太宗的行书集过。至于以后关于颜真卿、柳公权字的集字碑亦多有之。今参考日人之研考与朝鲜的文献记述，将王羲之字的集字碑与唐太宗字的集字碑三种，分述如下。
鍪藏寺原系朝鲜之新罗元圣王时所创建。其建创由来，据朝鲜重要史书《三国遗事》中《鍪藏寺弥陀殿》条云：
京城之北二十余里，暗谷村之北有鍪藏寺。第三十八元圣大王之考大阿干孝让，追寿明德大王之为神父波珍餐追崇所创也。
此弥陀殿内有阿弥陀佛如来像一尊，与其他佛神像。纪述此殿的古碑如《东国舆地胜览》、《东京杂记》及其他有关文献的述作，都说在若干年岁以前碑已断倒，早失所在。然在朝鲜英祖三十八年庚辰（公历一七六〇年）岁，朝鲜人洪良浩（号耳溪）因宦游故时遣人到各处搜访古迹，废址荒山，往往有得。渐将此碑之残断部分发见，究在哪一年月固无传记。已发见的碑石置之何处，亦不明了。至朝鲜纯祖十七年丁丑（即公历一八一七年）岁，朝鲜的近代著名金石学者，以书名称于一世的金正喜（号阮堂），费心力搜求此碑之结果，获得断石两块。但此两块后来竟也找不到流落何处，就这样湮没下去。直到日本大正三年的五月九日，朝鲜日总督府参事官室里有两位派遣员金汉睦，中里伊十郎，忽于弥陀寺原址附近，从那座久已没了碑身的旧碑“螭首龟趺”处找到，且在金正喜所曾发现的两碑外，更发现了一块。这真非易于从事的奇迹。一时朝鲜与日本文化界传为美谈。第二年春间，日本的朝鲜总督府遂将这三块断石移入朝鲜王宫的景幅宫勤政殿之庑廊上保存陈列。
立碑之由，系新罗昭圣王之妃桂花夫人为王之冥礼祈愿，而造阿弥陀佛像，建阿弥陀殿，纪其事故有此碑。幸于残断石块上竟有“奉造阿弥陀佛像一”八个字的残留，最可证明。也是最难得的重行出世。三块断石以第一块最大，纵二尺四寸，横一尺八寸，字数颇多。文为：
□（原文此处为“□”，下同）守大奈麻臣金陆珍奉 教
测汜兮若存者教亦善救归于□□以双忘□而不□遍法界而冥立是微尘之刹沙数之区竞礼微言争崇能与于此乎鍪藏寺者迥绝累以削成所寄冥奥自生虚白碧涧千寻
中宫奉为
明业继断 功崇御辩运璇玑而照寓德合天心握金镜何图天道将变书物告㓙亨国不永一朝晏驾中宫身罔极而丧礼也制度存焉必诚必信勿之有悔送终之事密藏郁陶寤寐求之恩所以永赞冥休光启玄礼者西方府之净财召彼名匠各有司存就于此寺奉造阿弥陀佛像一见真人于石塔东富岗上之树下西面而坐为大众说法既觉
巉崒溪涧邀迅维石岩岩上有朽壤匠者不顾咸谓不祥□之固正当殿立有若天扶于时见者愕然而惊莫不至国百虑多岐一致于诚诚也者可以动天地
□既□匪□□欲子来成□其像则
右录碑文中有加□者，乃《三国遗事》关于弥陀殿记事文中所有的文字，大概系《三国遗事》作者当时引原碑文以证明弥陀殿建造之历史者。
碑文乃大奈麻金陆珍所撰，但不可误以为撰者即书者。金陆珍是朝鲜哀庄王初年的官员，当哀庄王十年七月曾充新罗入唐之专使。至“大奈麻”则是官阶，新罗十七官阶中的第十位。当他被派为入唐使的那年已被命累进为五等官之“大阿餐”。
不但碑文的字势笔法是圣教序的形态，还有失落后第一次发现的金正喜在碑侧所刻的题志，更是重要明证。其文曰：
此碑旧只一段而已。余来此穷搜又得断石一段于荒莽中。不胜惊喜叫绝也。仍使两石合璧珠联移置寺之后廊。俾免风雨。此石书品当在白月碑上兰亭崇字三点唯此石特全。翁覃溪先生以此碑为证。东方文献之见称于中国。
无如此碑。余摩挲三
复。重见感于原星之无以见下段也。
丁丑四月二十九日金正喜题识。
另一石亦有金氏题识：
此石当左段。何由起星原于九原。共此金石之缘。得石之日正喜又题。手拓而去。
这两段题文俱有“星原”二字。“星原”是翁覃溪（方纲）之子翁树昆，家学渊源，对于金石文字素有研究。又以金正喜曾于清道光时以朝鲜贺使的派遣到达北京，受翁氏的指导，与翁树昆亦有交谊。翁氏对古碑帖的考订一时重望所系。及金正喜发现这个有历史价值的集字碑后，喜不自胜，念及翁树昆遂有慨欢怅往之词。再则，“兰亭崇字三点唯此石特全。翁覃溪先生以此碑为证。东方文献之见称于中国无如此碑”云云：以翁氏对于兰亭序文字之功力，阅历，其发为此论可信绝非金正喜的夸张话。
就《海东金石苑》中翁方纲之跋文，谈及此碑，谓：
碑行书。杂用右军兰亭及怀仁大雅所集字。盖咸亨开元来唐人集右军书。外国皆及服习。因流播于当时耳。
又金氏遗著《阮堂尺牍》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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