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开了中华民族十年灾难史的一页。哪一个人，包括大陆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谁能幸免于难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龄的爸爸已经多年不从事具工作了，对那伙权慾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我想，仅这一点，除了恰恰说明爸爸与人民，与普普通通的中人共命运以外，还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反对并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和家的一批领导人。他们这伙野心家、谋家仇视和与之争斗的是一代政权，一种思想，一个数百万人为之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今天已为亿万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在电话中微微有点口吃，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听话，去吧。”
我满腹糊涂，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们还是要听爸爸打来的电话通知，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骑着车，也没有带牙具、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谈话的人。弟弟提醒说：“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
我们顺着公安部西边院墙绕到它的后边，这里坐落着北京市公安局的楼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烂公检法的学生扯着嗓门，推推搡搡地挤满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临街的大门口。公安战士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迎着唾沫四溅的侮辱和不时打在脸上、身上握有小红书的拳头。我和弟弟跻身其中，也许因为我和弟弟与那些狂热者的精神状态不同。倒格外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干警服装的同志挤过来，审视着我和弟弟，轻声地问：“你们怎么也来了？”接着他解释说，他原是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转业到了公安局。我说：“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他吃惊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他问：“你们家搬了吗？”我一下悟出了他话里的实际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吗？”我和弟弟相视一笑，说：“没搬。”他还不放心，又问我和弟弟：“电话撤了吗？”他这话的意思是在问：“你爸爸受分了吗？”我和弟弟说：“没撤。”看来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怀疑要我弟弟来投案和自首是否听错了，又问：“你们为什么来的？”我们只好把打来的电话内容再重复一遍。他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找个人。”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的男同志，拿着一个十六开大小的公文夹子来了，领着我和弟弟挤过人墙，进入一间空空荡荡、看去很大的屋子，屋里沿着墙角摆了一圈长条凳。他让我和弟弟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过一张旧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面前，打开夹子，严肃地说：“谈问题吧！”我弟弟微仰着头，一边回忆，一边检讨自己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违法行为：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派办公室的行动……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志最初努力认真地记笔记，慢慢住了笔，后来合上本子，语调中掩饰不住有些生气：“就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着帽子，坦率地说：“就这些。”那位同志大惑不解，问：“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把投案过程讲了一遍。他认真地听，看样子也认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这类似天方夜谭式的事实，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们的情绪，他站了起来，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我核实一下再说。”我和弟弟刚刚站起来，他那已背过去的身子又突然调过来，面对我们，脸严肃地问：“你们家电话号码没变吧？”我和弟弟心领神会地明白他对电话的关心，肯定地答复他说：“没变。”
也许我们的坦率、真诚，使公安局这位同志对他本来就无法理解的现实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无可奈何与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摆审问的官腔，对我和弟弟说：“你们回去吧！万一有什么，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稍稍顿了一下，关切地补充说：“别乱跑。”他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满拥挤、吵闹的人群的门洞里。
我们一回到家里，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告诉她全部情况。感到欣慰，连声说：“好嘛。”但当天晚上，爸爸又托秘书打来了长途电话，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们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况陈述了一遍，秘书即告诉我们：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第二天上午，我们通过爸爸办公室的秘书丁云泉同志打电话向总理值班室备了案。
我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我弟弟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
当时才二十一岁的弟弟，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一个濛濛细雨的晚上，听说清华大学有中央首长前来讲话。谁来讲话呢？我也不知道，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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