谠论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且从而论之曰：“观衰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此其言虽于民德污隆之总因或有所未尽乎，然不得不谓为重要关系之一端矣。尝次考三千年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东汉而一进，则亭林所论，深明其故矣。乃魏武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下令，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光武明章之泽，扫地殆尽，每下愈况，至五季而极。千年间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乱有以扬其波也。及宋乃一进。艺祖以检点作天子，颇用专制力，挫名节以自固。（君臣坐而论道之制至宋始废。盖范质辈与艺祖并仕周，位在艺祖上，及入宋为宰相，而远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故元之篡，衣冠涂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及明而一进。明之进也，则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而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者，则其原因别有在也（详下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犹直师商韩六虱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阴托儒术刍狗之言，而一代从而迷其信。呜呼，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复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今先示其类别如下：
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阋，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斫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当内乱后，其民亦生两种恶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销也。二曰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也。故夫内乱者最不祥物也。以法国大革命为有史以来惊天动地之一大事业，而其结果乃至使全国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响乃使数十年以后之国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谓法国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实由革命之役斫丧元气太过，殆非虚言也。
内乱之影响，则不论胜败，何也？胜败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无论为新政府旧政府，其乱后民德之差异，惟视其所以劳来还定补救陶冶者何如。而暂乱偶乱者，影响希而补救易，久乱频乱者，影响大而补救难，此其大较也。若夫对外之战争则异是，其为主动以伐人者，则运用全在军队，而境内安堵焉，惟发扬其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为被动而伐于人者，其影响虽与内乱绝相类，而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而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而为谋敌心，变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何也？内乱则己无所逃于国中，而惟冀乱后之还定，外争则决生死于一发，而怵于后时之无可回复也。故有利用敌国外患以为国家之福者，虽可悲而非其至也。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战败而为被征服者，则其国民固有之性可以骤变忽落而无复痕迹。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为他族藩属，而所谓军国民之纪念竟可不复睹也。波兰当十八世纪前，泱泱几霸全欧，何以一经瓜分后，而无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过于其市，顺民旗飘飐焉，问昔时屠狗者，阒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以来，经数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没尽矣。夫在专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诈伪两者为全身进取之不二法门矣，而况乎专制者之复非我族类也？故夫内乱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国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趋卑下。而中国乃积数千年内乱之惯局，以脓血充塞历史，日伐于人而未尝一伐人，屡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变累下种种遗传之恶性，既已弥漫于社会，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杨十余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而自欧势东渐以来，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瞵眈于我前，国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乎，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国民，首推英美，次则日耳曼，此三国者，皆在全球生计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有强武、活泼、沉毅、严整之气度，今则一一相反，皆由生计之日蹙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东之朝鲜人、安南人，则生计最穷迫不堪之民也。俄罗斯政府，以鹰瞵虎视之势震慑五陆，而其人民称罪恶之府，黑暗无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穷形尽相。）亦生计沉窘之影响也。彼虚无党以积年游说煽动之力，而不能得多数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险之手段，亦为此问题所困也。日本政术几匹欧美，而社会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进步与政治之进步不相应也。夫世无论何代，地无论何国，固莫不有其少数畸异绝俗之士，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虽然，不可以律众人也。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飨，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谄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
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横山雅男氏之统计调查，日币七十钱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国民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
（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彼四端者，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敝而犹末至其极也。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杂复，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则近今二百年来民德污下之大原，从可睹矣。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兹役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之王学，扫荡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绝学，老岩穴，统遂斩矣。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绐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诃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网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铸，岂待问矣！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辈，以媕婀夸毗之学术，文致其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而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钜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赃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著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哉！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日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斯宾塞有言：“衰世虽有更张，弊泯于此者，必发于彼，害消于甲者，将长于乙，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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