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高宗时期洛阳的科举活动
唐代科举制分为常举和制举两大类。常举基本上每年举行，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也曾设过秀才、武举、道举等科，其中明经、进士是最基本的科目。制举是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订立科目，下制（诏令）考选人才的。名目多达数百，有一些基本固定下来，著名的有：文辞清丽、博学通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武足安边、军谋越众等等。平民、官吏以及常举中第者，皆可一考再考，一旦考中，平民授官，官吏升迁。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在洛阳宫诏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搜访当地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以及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由官府提供车辆，举荐到洛阳宫，"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全唐文》卷六《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这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制举，但却拉开了洛阳科举活动的序幕。
唐高宗在位期间七次巡幸洛阳，驻守洛阳时间累计11年，洛阳的科举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显庆二年（657）他初幸洛阳，就正式改称为东都，规定洛州官员阶品并准京师长安所在地雍州，并下诏选拔武将，刘仁亶（愿）中第。龙朔二年（662）在洛阳设置国子监，为学校建设开辟道路。上元元年（674）他又幸洛阳，年底，皇后武则天建议明经科按照策问《孝经》、《论语》的办法，加试《老子》。次年初高宗批准，并且令进士科也加试《老子》策问。虽然武则天建周后取消这一做法，但唐玄宗又发展成为道举，可见洛阳对此事的奠基作用。制举须皇帝亲自过问，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唐高宗在洛阳武成殿接见岳牧（地方官）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武陟（今河南武陟县）县尉员半千答道：兵书多说天阵指的是星宿孤虚这一类天象，地阵指的是山川形势的利弊，人阵指的是军队排列阵势时的主次和配合，自己以为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三军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将何以战？"（《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考试》）唐高宗非常欣赏，擢为上第。次年，唐高宗又在洛阳批准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关于明经、进士一律加试帖经的建议，此后遂成为制度。可见科举制一些做法的创立成型，与洛阳有关。
2．洛阳常举起始年份之推测
唐高宗在洛阳去世后，武则天又以皇太后和大周皇帝的身份继续驻洛20年，洛阳改称为神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关于洛阳的科举活动，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只有两年记载东西两都同时录取进士。永昌元年（689）条首次记载，永泰元年（765）条再次记载，他都注云《唐摭言》、《册府元龟》、《旧唐书》等典籍以两都贡举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仍然使人感到疑惑，永昌元年是否为洛阳常举的起始年份？未注两都贡举者是否仍在长安开科取士？尚须做些辨析。其一，政治中心稳定在洛阳后，负责科举活动的机构也就固定在洛阳办公，当然没有必要在常举时间长途跋涉，到已被冷落起来的长安主持科举考试，因而常举应同制举一样，在洛阳举行。其二，进士试题有时体现地方色彩。据《登科记考》，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长安以《花萼楼赋》为试题，花萼楼在长安兴庆宫；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东都洛阳以《龟负图诗》为试题，这是用的河图洛书的典故。古人常提到八卦初陈，九畴攸叙，是中华文明的滥觞。八卦即河图，《洪范》九畴即洛书。相传伏羲祭祀黄河，有龙马负图自黄河中出；上天赐大禹洛书，由神龟背负，自洛河中出。《易·系辞上》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的这个传说。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在洛阳临朝称制已经一年，策问进士的试题就批评前代建都"轻兹中土，弃九洛而不营"，还以《九河铭》为作文试题。九河是黄河下游诸多支流的总称，而洛阳北的孟津小浪底是黄河的最后一个峡谷，因而是黄河下游的起点。因此，这年的常举可断定是在洛阳举行的，这比徐松所说永昌元年早四年，那么，永昌元年当然不是洛阳科举活动的起始年份。其三，登科记以京师举行常举为常态，不必出注，只注明行在或其它地点的录取活动。武则天执政时期未注两都者，当然可看作是在京师举行的，而当时的京师是神都洛阳。
笔者虽然提出早于永昌元年四个年头的垂拱元年洛阳即有科举活动的说法，但垂拱元年是不是洛阳科举活动的起始年份呢？《唐会要》卷七十五《东都选》条有则资料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二年（777）停东都举，是后不置"。奇怪的是，博学多闻如徐松，所撰《登科记考》引用了不少《唐会要》的资料，却根本不提这则资料。笔者起初以为徐松治学审慎严谨，大概由于未发现具体事例，认为是不曾执行的动议，故而不录；后来发现这里另外几则资料也未提及，而其它书籍中有关选举的资料并未因缺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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