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初道先佛后政策下的佛教
唐高祖李渊是在群雄逐鹿的形势下建立唐朝的，因而用了十年的时间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这期间，唐廷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巩固政权，完成统一，恢复经济，稳定人心。
河南荥阳大海寺李渊还愿碑拓片
大海寺唐菩萨石雕头像
李渊对佛教有一定的信仰。早在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他在郑州（治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刺史任上，次子李世民患病，听说当地"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病乃除"。于是他在这所佛寺还愿，"造石弥勒像一铺"，希望"家门大小，永宝长春，蠢动含生（六道众生），咸登正觉"。（《金石萃编》卷四十《大海寺唐高祖造象记》）
唐朝建立以来，儒释道三教并存，统治阶级不断讨论如何对待它们。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对于佛教和道教，统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研究过裁减方案，并对佛教徒不断予以检校，但由于不具备取消宗教的社会条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对它们排列名次。当时有道士说道教祖老子李耳是李唐皇室的圣祖，唐高祖为了神化自己的政权，十分乐意冒充这种血缘传承关系。武德七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极言佛教的社会危害，请取缔佛教，促使唐高祖下了废除佛教的决心。武德八年，唐高祖对三教的名位排座次，宣布："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藏》卷五十二史传部第2104号经文）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诏》，愤慨"殊俗（外国）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须予以厘革："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四面八方），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千秋万代）。"（董诰、徐松等：《全唐文》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道先佛后作为基本国策，经一再申明，处于难以动摇的地位。李唐皇室压制佛教，是从社会的外部给佛教施加压力，不可能长期奏效；而首崇道教，是狭隘的本位主义的体现。这必然引发佛教徒的斗争和不满。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亲临长安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同时，他提醒僧人注意二教的实际处境，说："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河南登封少林寺李世民碑
当时河南的佛教，就反映了唐太宗所说的实际情况。这时，李唐帝室不得不利用佛教。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受诏率军讨伐割据东都洛阳僭称天子的隋旧将王世充，经过多次战斗，次年完成任务。其间，嵩山少林寺僧众协同唐军作战。《秦王告少林寺主教》披露李世民是如何争取和鼓励僧众，以建立统一战线的。他说：我国家"护持正谛"，"化阐缁林（僧衣为缁色）"，"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著阙庭；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金石萃编》卷四十一）僧众与唐军通力合作，立下战功，获得千段绢帛和40顷土地的赏赐，释昙宗被唐朝授为大将军，全寺僧众为其部下，官爵不等。但僧众谢绝官爵，只求出家。次年，李世民在荥阳擒获农民军首领窦建德后，夜雨朦胧中见"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观音菩萨，金身毕露"，于是便"顿首拜瞻"，并对诸将士说："乃者武事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陆元朗《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他向父亲郑重其事地做了汇报，唐高祖遂敕令于荥阳广武山建观音寺。在频繁的征战中，敌我双方死亡很多。贞观三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于行阵所立七寺诏》，责成官府在太原起兵以来的重要战场，为阵亡的义士和凶徒建置佛寺，以便"树立福田，济其营魄"；"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于是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境内立了七所佛寺，由朝臣撰文立碑。其中在今河南省地面，"破王世充于[洛阳]芒（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上）
这时期的河南，还同全国一样，执行朝廷的佛教政策。唐太宗曾下达《佛遗教经施行敕》，说《佛遗教经》"劝诫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因此，责成有司抄写经文，发给五品以上官员及包括河南在内的各州刺史。"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全唐文》卷九）《佛遗教经》强调"戒是正顺解脱之本"，僧尼奉戒应毫不懈怠。比如阐述以戒破贪，经文说："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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