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朝佛教在北周废佛后的反弹
1．隋文帝复兴佛教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前后，着手复兴佛教，是北周废佛后佛教的必然反弹。
北朝后期，北周境内有佛寺一万所，僧尼近100万人，北齐境内有佛寺三万所，僧尼近200万人。这么多民众出家当僧人，并非都对佛教有所理解和信仰，而是为了取得僧人身份，以逃避赋税徭役兵役。而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唐朝统一帝国境内的毁佛活动中，勒令还俗的僧尼总共才260500人。北朝半壁江山居然存在将近300万僧尼，无疑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北周武帝为了刷新政治，富国强兵，进而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佛教，因而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大正藏》卷五十二史传部第2103号经文）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毁佛，没收寺院及其田庄，销毁铜像、佛经，勒令僧尼还俗，编入民籍。三年后北周灭掉北齐，将毁佛行动扩大到这块占领区，将这里的寺院财产全部没收，200万僧尼还俗。
灭掉北齐的第二年，周武帝溘然长逝，周宣帝继承皇位。这时，还俗僧任道林等人极力请求朝廷恢复佛教，获得批准。周宣帝执政三年，于大象二年（580）病故，周静帝年仅八岁，周宣帝的嫡妻杨氏的父亲杨坚辅佐幼主，总揽了全国的大权。杨坚这时便着手恢复佛教，重立佛像，剃度僧人，但规模相当有限。开皇元年（581），杨坚废掉周静帝，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于是开始正规复兴佛教。
隋文帝是西魏大统七年（541）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中的，一直被尼姑智仙抚养到13岁才回到家中，他由于耳濡目染和感恩戴德，自然从小就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开皇五年，他受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然而对于复兴佛教，这种主观因素相对于客观形势来说，远不是主要的原因。北周毁佛体现了国家世俗利益和佛教利益的冲突，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加以解决，并不能改变社会信仰，因而没能触动佛教的社会基础。短暂的毁佛之后，必然出现反弹，这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使其然的。隋文帝的复兴佛教，只不过是顺应了客观形势，遵循着这个法则办事而已。皇帝个人的信仰和爱恶，对于结局的必然出现，只能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只要看看隋文帝复兴佛教的诏令一颁布，民间的积极性如何高涨，便可知道佛教的社会基础是多么庞大坚实。
唐初对隋文帝复兴佛教的物化方面的情况，作过这样的统计："周朝废寺，咸为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馀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六十躯。"（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隋文帝复兴佛教，具体到今河南省辖区来说，当时或由各州县执行中央指示，付诸行动，或表现出特殊情况和具体事例。
其一，任听出家，营造经像。隋文帝称帝后，"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影）慕，民间佛经多出[儒家]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相州的治所原来设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东魏、北齐作为首都，叫做邺，隋朝将治所移至其西南方45里的河南安阳市。洛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北周灭掉北齐后，以洛阳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统治。杨坚辅佐周静帝时，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领北齐故地。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全国的州这里没有一一历数，但提到河南的这两个州，不但由于它们在行政方面特别重要，而且在复兴佛教方面也特别重要。
其二，建造佛寺。一方没有题写地点的开皇十一年碑记说隋文帝"秉金轮（菩萨转世为金轮圣王）以治世，……慕彼大乘（佛教），欲归一谛（佛教真谛），会由三宝（佛、法、僧），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袭圣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诏立僧尼二寺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今河南省的州县，当时无疑会闻风而动，集资造寺。
其三，修建舍利塔。隋文帝称帝前从天竺僧人那里获得一包舍利，执政20年后，三次诏令分送舍利于一百余州，将舍利入函立塔。第一次各州举行仪式的时间是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夏历，下同），即隋文帝61岁的生日。随后两次在仁寿二年、四年，都是四月八日佛诞节。建塔的经费，由民众施舍，每人最多十文钱。据《续高僧传》下列诸人传记记载，由他们送舍利建塔的河南州治和寺院是：僧粲，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福广寺，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修德寺；洪遵，卫州（治今河南淇县）福聚寺；法彦，汝州（治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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