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比菩萨地位低，根本无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四圣解脱后，便超越时空，常乐我净，也不存在什么"越古"问题。南赡部洲又译作南阎浮提，无论中国，抑或印度，都只是南阎浮提中极小的一部分，其疆域绝对达不到一天下的范围。因此，武则天连统治一天下的铁轮圣王都算不上，居然号称统治四天下的金轮皇帝，实在是瞎编胡吹。
武则天的佛教政策给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她以皇帝的身份大肆造寺、造像，组织翻译佛经，编订《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礼遇僧人，因而僧人的活动空前活跃。证圣元年（695），義净游学天竺、南亚25年，从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回国，带回"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金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武则天"亲迎于[洛阳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僧众）具幡盖歌乐前导"。（《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義净传》）武则天下敕，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还为之作序。天竺僧菩提流志、宝思惟、日照、慧智（生于中国），于阗僧实叉难陀、天智，吐火罗（阿富汗北部）僧寂友，新罗僧圆测，康国血统的中国籍僧法藏，都在洛阳译经。法藏、神秀的事例，将在下面叙述。
武则天尽管推崇佛教，却不能不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政治，让佛教完全占上风。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她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就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佛教的改造。长寿三年（694），国家的制举策问试卷问道：僧人良莠杂糅，予以沙汰，"恐乖智海之宏规"，为了"王化"，请问："施张之术，去就何从？"（《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6）这体现了她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从属于世俗利益。唐初，少林寺僧众谢绝朝廷赐予官爵，玄奘对君王坚持自称"沙门"而不称臣，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武则天对僧人加官封爵、赐紫、赐夏腊，从表面上看，是在提高僧人的地位，但实际上是以皇权干预和破坏佛教的仪轨制度，把僧人纳入国家管辖之下，成为俯首帖耳的奴才。因此，武则天时期佛教地位的飙升，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同时，对于三阶教的"末法五浊恶世"观念和一些做法，武则天不能容忍。如意元年（692），她听说三阶教禅师法藏（与华严宗法藏同名）"解行精最，奉制于东都大福先寺（即东魏国寺、东太原寺）检校无尽藏"。（《金石萃编》卷七十一《法藏禅师塔铭》）证圣元年（695），她下令将三阶教的典籍归为伪杂符箓一类，予以取缔。圣历二年（699），又下敕限制三阶教人的活动："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大正藏》卷五十五目录部第2153号经文）另外，武则天对"妖妄惑众"的佛教徒，照样严惩不贷。一个河内（河南沁阳市）老尼姑居住洛阳麟趾寺，自号"净光如来"，自称"能知未然"，武则天很相信和敬重她。这个尼姑白天吃素，"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馀人，淫秽靡所不为"。天册万岁元年（695），洛阳皇宫中的明堂被薛怀義纵火烧毁，老尼姑入宫慰问，武则天怒斥她道："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于是将老尼及其弟子统统逮捕，"尽没为官婢"。（《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天册万岁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华严宗创始人法藏
法藏
华严宗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昭武九姓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人的后裔、中国籍僧人法藏在洛阳创立的宗派。法藏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二日在长安出生，16岁时在岐州法门寺（在今陕西扶风县）舍利塔前炼一指，作法供养，接着，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成为一位受菩萨戒的居士。后来，他的佛教生涯莫名其妙地和武则天挂上了钩。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皇后武则天为刚刚去世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广树福田、追崇冥福，在长安舍宅为寺，名为太原寺，命度僧住持，28岁的法藏被推荐受沙弥戒，隶属该寺。武则天称帝后，命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法藏口中冒出耀眼的白光，片刻腾涌如华盖。武则天于是指示十大法师为他授满分戒，因《华严经》中有位菩萨叫贤首，就特赐他号贤首。从此，法藏又被称为贤首大师，华严宗也被称为贤首宗。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法藏以70岁高龄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门弟子请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了《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晚唐时期，旅华新罗士大夫崔致远又写了《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然而北宋初年僧人赞寧撰写《宋高僧传》，卷五本传却题为《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无疑考虑到他的主要活动发生在武周时期的洛阳。
西安宝庆寺唐十一面观音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法藏在洛阳，其政治活动带有宗教色彩，宗教活动具有政治倾向。
关于法藏在洛阳的政治活动，崔致远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了两件事。其一，神功元年（697），契丹大举入寇，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前往应战，一方面敕令法藏"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上奏道："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所谓左道，是指巫蛊、方术、诅咒、祈祷鬼神等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斜门旁道，由于认识能力受到科学知识幼稚的限制，左道被看作是危害政治的行径，一直为统治者所严禁。但这次武则天允许实行。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十一面观音像，行道作法。几天后，契丹军队所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无数神王之众"，又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军心大乱，被武周打败。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说："蓟（原误作蒯）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陈（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其二，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诛杀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唐中宗复位。法藏参预政变，"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形势稳定后，唐中宗赏功，让法藏荣升三品。这对于一位不打算还俗的僧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法藏因而再三谢绝，唐中宗遂转赐给法藏的弟弟康宝藏。唐中宗还下诏表扬法藏道："传无尽之灯，光照暗境；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大正藏》卷五十史传部第2054号经文）前代高僧标榜出世，能够抗迹尘外，啸傲王侯，不与政界合作、来往。而隋唐时期的上层僧侣，多数都积极干预政治，交接权贵，供奉内廷，接受赐号，以"出世"而入世，实际上是穿着袈裟的国务活动家和御用墨客骚人。通过上述二事，可以看出法藏表现得很突出，显得主动、圆滑、灵活，绝不从一而终。这一方面由于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必须抛弃与封建秩序相表里的儒家学说，转而乞灵于与儒家主张不同的舶来品佛教，法藏适应了这一需要，得以重用；一方面由于法藏是胡人血统，祖父时才来华，受着本族文化和家庭的熏陶，又一直研读佛典，可以不拘泥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和政治说教。
法藏在洛阳的宗教活动，是他的本色，主要表现为翻译并研究佛经，以及进行佛教的宣传教育活动。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梵文原本据说有十万偈。东晋时期，梵僧佛驮跋陀罗在华首次译成中文，勒为60卷，称为《六十华严》或《旧华严》、《晋经》。这个译本不是足本，仅有二万六千偈。武则天听说于阗有梵文足本，很想弄到。于阗僧实叉难陀闻讯，携带梵本来洛阳，证圣元年（695），奉敕在大遍空寺翻译，法藏如同崔致远《法藏传》所说："本资西胤（西域人的后裔），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因而参与其中，担任笔受工作。四年后，新译《华严经》在佛授记寺完成，勒为80卷，称为《八十华严》或《新华严》。新本比晋本虽有增加，但仍不是足本，法藏补进前此在长安与中天竺僧地婆诃罗共译出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新译本。这次在洛阳译经，武则天多次到译场视察，施供食馔，"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还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夸奖新译《华严经》为"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全唐文》卷九十七）法藏受敕在佛授记寺从事宗教活动，便被纳入武则天神化自己的轨道内，成为一位御用僧侣。此外，法藏还在洛阳参与翻译其它佛经，写下不少佛学著作。
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新译《华严经》完成，佛授记寺的僧人请法藏讲经义，武则天下令当月十五日开讲。到腊月十二日晚上，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讲堂和寺院发出震吼之声。听众数千，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该寺僧人作为喜讯，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子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指摘时弊，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错误，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这无疑是借助于老天爷的权威，对皇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使皇帝有所收敛，成为时政改弦更张的一个契机。这次地震，本来是一次批评武则天的机会，但因为法藏讲经的缘故，反倒被看作是吉兆瑞应。崔致远《法藏传》载：武则天对僧人的上疏御笔批答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披览来状，欣畅兼怀，仍命史官，编于载籍。"在这件事上，法藏再次表现出乖巧的品质，向武则天提供佛教文化，去同中国传统文化抗衡，使她在解释地震是六道众生为如来佛降福而欢欣蠢动的同时，以假装谦虚的方式美化自己，顺利地避开了一次受批评的机会，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武则天还命法藏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华严宗以此经立宗，义理极其深奥复杂。武则天听后茫然不解，法藏就以宫殿前的铜狮子为教具，讲解华严大义，这一直观教学使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懂，武则天遂豁然开悟。法藏很善于利用教具，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进行直观教育。为了说明华严宗的事事无碍法界的命题，即现象和现象之间圆融无碍的关系，他概括出因陀罗网境界门。他为武则天和那些理解力低的人准备了十面镜子，安放于八方上下，镜面相对，各距一丈，中间安放一尊以火炬照着的佛像。于是，每面镜子中都重重叠叠地现出佛像和其它镜子映现佛像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一佛教理论。《宋高僧传·法藏传》总结他以实物从事教学活动时指出："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不久，法藏迁至长安大崇福寺担任寺主。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记载，长安有三所崇福寺。敦义坊东北隅有隋代的灵觉寺，唐初废，乾封二年（667），武则天为其姐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但仪凤二年（677）即改名为福田寺，唐玄宗初年废。义宁坊南门东边有隋代的真寂寺，唐初改名为化度寺，但直到大中六年（852）才改为崇福寺。那么，这两所崇福寺都不是法藏当寺主的寺院。他所在的崇福寺位于休祥坊东北隅，即当年武则天舍宅而立的太原寺，载初元年（689）改称为崇福寺，由武则天亲笔题写飞白体寺额。因此，该寺可以看作是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法藏被选中当寺主，无疑体现出他从武则天那里所受到的信任和垂青。
长安四年（704）腊月，法藏供奉于洛阳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法门寺舍利塔，那里珍藏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分发的佛骨舍利。早在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曾"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金函九重"，作为盛放舍利的法器。后来，舍利由道宣律师奉命"送还法门寺"。（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正藏》卷四十九史传部第2035号经文）40多年过去了，武则天已成为一位年逾80的老妪，在病榻上聊度余生。很可能出于迷信，想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以求恢复健康，延年益寿，她于是敕令宰相崔玄暐陪同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法藏到了舍利塔前，行道七昼夜，请出舍利，于除夕迎至长安大崇福寺，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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