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虽然古今中外名称各有不同。西洋的有些大学有四五百年历史，不能算很老，但系统是接连着的，中国从春秋时代说起就已有二千五百年，只是中间有过好些变动，顶明显的是清末的这一段，县学书院变为学堂，民国初年一律称为学校，于是前后分为两橛，内容办法差不多完全各别了。
在科举时代，只凭了八股文试帖诗考取人才，学校的空名称还是存在，各府县都有官学，设有教官，每年由学政考取入学的秀才名为生员，实在即是学生，附生增生是附加和增取的，廪膳生乃是成绩好给予公费的，原意都叫他们在学里读书，由教官监督，学政每年岁试，三年科试，以定进退。实际上他们终年不见教官的面，学堂里也没有教室宿舍的设备。书院里大概多少有点设备了，可是真是住宿在那里用功也绝无仅有，至少就我所知道是没有。初改办学堂的时候，大约可以说是戊戌至辛亥，正是过渡时代，有好些私塾书院的余风夹杂在里面，现在说起来不免觉得可笑，一面却也未始不是社会风俗的资料。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把二十世纪初年的情形记录一点下来，时间不过五十年，但也可见现代教育进步的多么多而且快了。
康有为于戊戌五月上书，请开学校，京师大学堂以及府县学堂都在这以后成立，但是关于军事的学堂则早已有了。这年代手边无书查考，我们只要计算严几道的年龄，就可以推知总当在光绪之初，在创办制造局的时候吧。水师学堂当然最早是在福建，我所知道的只是在南京的那一个，一九○一年我到那里，正遇见杜锡珪那一班毕业，班数虽不可考，如以第三四班计算，那么开校的年代也当在七十年前了。当时还有一个陆师学堂，设立稍晚，近旁有格致书院，性质是一种理科的专门学校，不知何以只称书院，在杭州也有求是书院，仿佛是文学堂那时是称书院似的，但这也并不一定，因为过了两年在鼓楼下开办了两江师范学堂，这名称已经通用，至于格致书院后来似已停办，详细情形却不明了。说也奇怪，其时学堂很少，学生在社会上常被歧视，文学生长衫马褂，还没有什么，武学生穿了操衣马靴，被人看作吃粮的，他们也就反抗的看不起别人，连书院的朋友也在内，两学堂的学生互有来往，与格致书院的人可以始终不认识一个人。两江师范成立以后，有人宣传革命，始渐打破这个界限，但格致书院大概已经没有了，所以归结起来说，这学堂与书院的隔阂问题终于没有消灭。
我到南京是在一九○一年，即清光绪辛丑年八月。那时子弟读书目的是在赶考，看看科举没有希望，大抵降一等去学幕，吃师爷饭，再不然则学生意，其等级是当铺，钱店以至布店，此外还有两样自由职业，即是做医生和教书，不过这不大稳固，而且也要起码是个秀才，才可以称儒医，坐家馆，否则有时候倒是还不如去开豆腐店了。我其时真是所谓低不就来高不凑，看着这几条路都走不来，结果便想到了学堂，那在当时算不得什么正路，但是没有别的法子，也就只有这最后的一着了。还是在一八九九年冬天，祖父从杭州写信来说，杭州成立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生每日一粥二饭，菜亦丰，若每月考列上等，有三四元的奖金，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云。我那时候没有去，说是无志上进么，那当然未必，问题大概还是在于经济，那里膳宿该是公费的吧，别的用度须得自备，那三四元的奖金实在很是渺茫，上等岂是容易考的呢？为了这一难关的缘故，便耽误了两年的光阴，终于转到南京去，因为当初虽然要付膳费，但甄别及格补缺之后，一切均由公家供给，且发给赡银，这于穷学生是很适宜的。书院没有赡银，武学堂近似当兵，读书人不大愿意去，所以特别优待，但到了清末也逐渐改变减除了。
从家里到学堂，大抵要花路费六元，前后要六天工夫。第一天下午趁最近的东双桥的航船，开铺大概是二百文吧，傍晚开船，第二天早晨到萧山的西兴镇，停泊在俞五房过塘行的河埠。在间壁饭店（大抵在过塘行间壁多有饭店吧）吃了早点，如果轻身而且识路，可以步行，但有行李又要赶路，只好在行里雇轿，价在一元以内，渡过钱塘江，走到豆腐（或写作“斗富”）三桥，在沈宏远行歇下。午饭后下船往拱辰桥去，先在内河里走，下了一个坝，出至运河，没有多少路就到船埠，上了戴生昌或大东公司沪杭路小火轮的拖船，客舱一元五角，航行约须二十四小时，至第三天下午四时顷到达上海。本来如去赶长江轮船，也还可以来得及，但是说不定会遇见人满，无插足之地，所以不如在上海暂住一天，较为从容，住处是老椿记或周昌记，房饭钱两角四，想起来实在不算贵。第四天上轮船，不问招商或怡和太古，只要那天的船就好，散舱一元半之谱，却不一定有舱位，有时只得睡地铺，次日在船上，第六天里总可以到南京下关了。上边所说的是平常来往的路程，第一次去的时候乃是与封燮臣君一家同行，在上海多停了两天，七月廿九日从乡下姚家埭出发，至八月初六日才到南京，所坐的是招商的江永船，它走得慢，这名字倒很适切，正如那只顶小的船自称是江宽吧。
等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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