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的国庆纪念日即将到来，也可以说中华民国的三十岁生日即在眼前。所谓“民国”，依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见中山先生演讲《同胞们都要奉行三民主义》）；“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见《民权主义》）；“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见同上）。因此我们对于双十的展望，便联想到三十年前的民主运动，这不仅是唏嘘吊古而已，在这回忆中实充满着可贵的历史教训，可供当前——辛亥三十年后——的民主运动的参考。
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曾经叙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看我，……我问他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高丽的民权态度怎样？他说只看高丽人将来的民权思想怎么样……现在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去治理国家。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革命党待全国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其实日本之对待高丽人民，不但在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时不肯把民权给他，就是等到高丽人晓得争民权的时候，也何尝会愿意把民权给他呢？
我们在这里所以想起这个故事，因为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满清对于这个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当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他们还是种种阻碍，多方拖延。这是当时统治者对于民主运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三十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原分两派：一派是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派的民主运动，还有一派是康梁所领导的改良派的民主运动。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宣言中明白提出四条政纲，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建立民国”一项下，并加以解释：“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康梁当时所倡导的只是君主立宪，当然赶不上革命派民主运动的进步性，但是在当时对于清廷的顽固守旧，亲贵专权，官吏腐化，给以不断的打击与暴露，在中国民主运动初期的斗争史上，却仍不能忽视它具有多少进步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所尤其要指出的是：就是改良派的立宪主张，清末的统治者仍视如洪水猛兽，用尽种种方法来留难、阻碍、搪塞、拖延！
梁任公等于一九○四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了政闻社，对立宪加紧活动，提出四条政纲，即（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的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当时国内士绅及民间各种启蒙的文化团体纷纷响应，清廷见来势汹涌，于一九○五年派五个“奴才”（载泽等五个大臣，清制对满人官吏原称“奴才”）出洋考察各国宪政，藉此拖延了一些时候。“奴才”们视察的结果，说立宪“利君利民，独不便于庶官”，一时传为笑柄，但是尽管“独不便于庶官”，民间要求却有增无减，于是在一九○六年不得不勉强公布九年预备立宪的上谕。他们以为放出一个“九年预备”的空头支票，可以和缓空气，又得拖延下去。但是民间要求，仍然强烈，华侨及国内各省士绅仍纷纷联名向清廷请愿，请求设立民选议院，清廷藉口以“既宣布预备立宪，人民不宜有如此要挟举动”，于是下令“禁止干预政治”，并查封政闻社。
但是空头支票在民间虽用高压手段，也是不能持久的，民间的不满和要求仍在继续发展着，各地促进立宪的团体蓬蓬勃勃，有如雨后春笋，在江浙一带有所谓“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公会”，这些团体到了一九○八年更集合河南、安徽、直隶、山东、四川、贵州等省的代表于北京，向当时的都察院呈递《请速开国会书》。以后又由江苏的张謇等号召的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奉、吉、黑十五省的咨议局代表于上海，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还有联合各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代表组织了“国会请愿代表团”等，作了数次的大请愿。但是清廷所固执的唯一宗旨是留难、阻碍、搪塞、拖延！
最有趣的是清廷鉴于民间要求的迫切，允许于宣统五年（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把原定的九年预备，勉强缩短二年，而各省请愿代表仍不满意，在京奔走，呶呶不休，清摄政王载沣觉得十分讨厌，竟下令将各省代表递解回籍，并谕各省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者以违法乱纪论，准他们查拿严办！
清廷的一班昏聩的“奴才”们原想用拖延复拖延的抵制办法，可以保持子孙万万世的顽固自私的勾当，但是少数人的顽固自私，终敌不过多数人的热烈要求，改良派的民主运动是幻灭了，却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这就是年年双十所纪念的这一天！
满清对于改良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虽未曾巧妙地加以“颠覆政府”或“推翻政治中心”的罪状，作为在实际上反对民主的藉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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