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郑重指出的民意机关的建立，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端——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端——而不是说除了建立民意机关之外，便没有其他关于民主的重要的事情。例如某些反民主者继续不断地放出反民主的种种烟幕，（被检五字）竟把中山先生的民主遗教完全抛诸脑后，认为民主就是“寿衣店卖给死人穿的冥衣”！他们一听到民主这个名词，便已怒火冲天，切齿痛恨，不想到中山先生遗教中的民主，不想到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中屡次宣称中国必须将实行的民主，却集中精神于“汉奸殷同又在北平组织的‘民主政府’”！（见十一月十日《国民日报》）讲民主权利罢，他们看不见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宣言中所说的“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看不见国民党政纲的对内政策中所说的“确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看不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抗战建国纲领》中所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他们心目中所有的只是汪逆精卫的《中华日报》，敌人办的什么“大民会”“新民会”，才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模范！（见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日报》）现在真正主张民主的人，谁不是把民主和抗战国策联在一起，认为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即就最近在陪都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说罢，第一条开宗明义即大书特书：“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为什么反民主者一定要念念不忘于汪逆精卫，汉奸殷同，好像在中山先生遗教中，在蒋委员长的指示中，在抗战阵营中，都没有民主可言，一说到民主，就只有汪逆精卫，汉奸殷同，才是“民主”的唯一模范呢！要真欲实现民主，这种毒菌，非根除不可，而根除这种毒菌，却是当前文化上一种极重要的工作。这并不是可以等到民意机关建立之后才着手的。
其次例如人权的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在《训政约法》，在《抗战建国纲领》，在历届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中，在政府的公开宣言文件通令中，都有其根据，我们不能以仅仅见于白纸黑字，仅仅留在纸上为满足，必须督促其在事实上切实执行，必须力争其在事实上切实执行，必须严厉检讨尚未切实执行的责任，这也是当前舆论界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也并不是等到民意机关建立之后，才可以着手进行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意机关的建立，究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很重要的一端，尤其是现在有人把仅备咨询，可睬不睬，仅有顾问性而毫无实际职权的国民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作为“中国老早已经实行民主”的铁证，这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的检讨和研究。
关于民意机关的研究，最主要的课题是组织与职权。
谈到民意机关的组织，便牵涉到选举问题。就各国政治的发展史说，除了君主专制，官僚专制之外，概称为民主，国事的管理，总不外乎二种方式。一种是像古希腊城市国家的全体公民直接参加民意机关，不必通过他们的代表；还有一种便是近代民主的国家，无论是英美式的、或是苏联式的，都是通过人民所选举的代表，治理国事。前者是只能适用于公民人数很少的国家，而无法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因此，民意机关必须通过人民所选举的代表来组织，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性，不管任何典型的制度，都不能例外。
现代民主政治既不能不通过人民代表，而人民代表的产生既不能不由于选举，所以我们所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不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而是如何使选举真能反映民意而不是徒有形式的问题，而是如何使选举流弊不致发生，或至少减到最低限度的问题。在各国民治发展史中，选举也是由人民争取到的进步的产物，最初也出于国王的指派，例如英国千年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议会”，包括僧侣、贵族、近臣、及地方官吏，便是由国王指派的。但是到了亨利第三及爱德华第一的时期，便发展而成为民选的国会。即就选举制度本身说，它也是向前发展的产物，在最初限制极严，然后渐渐地才平民化普遍化，例如英国的女子到一九二八年才享到选举权，但年龄还限制在三十岁以上，其他国家的女子还有享不到这种权利的。只有苏联宪法规定以十八岁以上的公民资格为唯一条件，其余如性别、经济、居住、新旧地位等等的限制，都一扫而光。
在各国实行选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贿选买卖等等弊端，不是没有过的，但这种弊端都随着政治的进步而渐少，像在苏联的选举，便没有听到这种的恶习。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弊端是选举制度内在的本质，而无法足以防止的。所以我们如果因选举可能有弊端而不思防弊之方，只怀疑于选举制度本身的存在，那是因噎废食，不足为训的。人民代表如果不由选举，那只有由统治者指派，这是根本违背了民主的原则。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根据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国应该“实行普通选举制”（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四条），《五五宪草》关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更明白规定“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但是实行选举，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解除种种人为的对于人民的束缚，务使人民真有表现他们的意志的机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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