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苏军事协定成立之后，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日形团结巩固，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固本其一贯的政策，继续援华，英美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也鉴于中国在远东地位的重要，加强援华。我们在外交上的任务是要努力促进中国和各友邦的友善关系，密切合作，尤其是对于国土毗连，利害关系更为密切的苏联，应该加强邦交，加强合作，使东西反侵略的二大支柱由于邦交的加强，合作的加强，对于反法西斯阵线发生伟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也发生更迅速的功效。
但是很不幸的是对苏联的幸灾乐祸的言论，造谣诬蔑苏联的言论，挑拨离间中苏邦交的言论，仍时常出现于官报或准官报。他们认为中国人必须和他们同样保持着反苏的态度，才符合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他们认为只有和他们同样造谣诬蔑苏联，挑拨离间中苏邦交，才是“中国人”，否则便口口声声骂你不是“中国人”，说“你的苏联祖国”！他们企图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来达到他们在实际上是反苏的阴谋！
在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所领导下的中国，竟存在着这种畸形的现象，使我们很沉痛地回想到国父中山先生对苏联始终一贯保持着最友好的态度，回想到这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导师，在他的毕生奋斗中，所遗留给我们的最伟大指示之一的联苏政策，回想到他为什么对苏联有着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对于我们有着这样伟大的指示。
中山先生对苏联的认识最明确、最敏捷、而且最坚定。当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不久中山先生在上海便打电报去庆祝他们的成功。当时的俄国和现在邱吉尔及罗斯福主张援助的苏联，其处境的艰苦和所受的冤诬，实有天壤之别，那时反苏的人比现在中国的党老爷还要多，造谣诬蔑和破坏的声势还要大，但是中山先生在那个时候就对于苏联不但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有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并没有被造谣诬蔑及破坏的阴谋动摇了毫末。他明白地指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见《民族主义》第一讲）。当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的时候，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中山先生即用大会名义去电哀悼，休会三日，并在广州下令下旗三日志哀。
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导师，他的同情苏联，他对苏联的最友好的态度，他的联苏政策，都是由于他深切的认识了苏联的立国本质是最同情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是努力争取彻底解放中的弱小民族的最可靠的朋友。他说：“俄国在欧战的时候，发生革命，打破帝制，现在成了一个新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从前大不相同。”（见同上）从中国民族解放的观点看出，他更进一步指出这“和从前大不相同之点”是：“自欧战以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见同上）他在同一演讲中，再三提及苏联“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
中山先生对于这一点的认识非常明确而坚定。他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北上途中，在上海丸轮上答长畸新闻记者关于“广州政府同俄国亲善”的询问，非常坦白而坚决地回答道：“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和俄国革命都是一条路。所以中国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中山先生一方面指示我们“要恢复民族地位”，一方面也指示我们“要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它”。中国的立国原则也是反侵略的，不要侵略他国的。这“都是一条路”的基础。（中国的民生主义也是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缺憾，这一点也重要，此处因特重民族的解放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联系，故对此点不详论。）
中山先生明确而坚定地认识了苏联立国本质是和弱小民族解放运动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他从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立场，积极主张联苏的政策。他临终时给苏联的那封诚挚悲壮读了令人感动下泪的遗书，对于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表现。他劈头就说：“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刻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他一方面说：“此自由共和国大联合（按指苏联），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的难民将藉此保卫其自由，从此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他在另一方面说：“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通力合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未竟之业……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争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这封不朽的伟大遗书，充满着高度热情和诚挚热望的至文，字字血泪，语语精诚，是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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