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①。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35页，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北京。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de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p.joannes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rodri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親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①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铸炮技术。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23页，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nis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①。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①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州。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①。
①同上书，第294页。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7000部，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会上有著作可考的约70余人，著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親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親具体应用，疏抽象思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①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8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求高奇。对所谓“奇技婬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①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8页。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慾使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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