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上帝的新时代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这是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天朝呼啸”的时候，一位洋教士对前事的回顾。与其说是他夸耀自己敢于违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说是发泄对禁令的愤怒。这时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的日子！”①
①卡理·埃尔维斯《中国与十字架》，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单他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声”“媲美”了。《南京条约》签订后，若辈的叫喊声就更响亮了：大不列颠已经和中国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国度现在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场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不论是对龙的国度还是要在这里驻足的上帝，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界标。
对中国来说，近代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一个在沉沦中挣扎奋进、在苦难里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争荣的时代。对上帝方面来说，则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偌大禁区，开始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到公开、从附庸到主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上帝的使者们借商利为补养、以炮舰作后盾、拿不平等条约当护身符，将扭曲了的沉重十字架，强行揷在龙的体躯之上。
与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变化，即中国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隂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隂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国人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国，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①
①宓克《支那教案论》第5页，南洋公学译书院刊本。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国接踵而来的别国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国新教教士伯驾（peterparker）曾得意地说，美国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国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面勒逼清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保留，声明仍不准外国人赴内地传教。门户全面洞开
中国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国官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国又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五册第互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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