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能自绣鸳鸯而已。①
①《徐光启集》上册第78页。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慾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慾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①
①同注2书，第298页。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婬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自学焉”①，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①《庭训格言》第51页，光绪年刻本。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親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曾为泽国，“水退而为親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親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①。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①冯作民《西洋全史》第八册第257页，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台北。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①
①同注3书，第4卷第2分册第640—641、693页。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雞、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先有雞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雞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雞，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雞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雞而后有雞蛋的。至于母雞为什么会生雞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雞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蕩，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慾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foucquet）、马若瑟（p.jeemariadepremare）等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noel），则以法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de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goubil）撰有《蒙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揆内（francois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①。狄德罗（denisdiderot）在其名著《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出如下结论：
①利奇温《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接触》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北京。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①
①同上书，第81页。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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