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②，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③。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前16世纪约300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据说是夏末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地势高亢，西面与西来的高地相连，其余三面低下3～4米，形似半岛。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3～4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前后历时约400年①。不言而喻，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种种暂时性不利因素，立足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人规度居址时的首要立场。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与考古发现现象似相脱节，其中应有原委。夏都迁徙，学者间多有董理，如下②：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云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启子太康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云河南巩县西南50余里处，地近偃师）。太康侄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相子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偃师太康故都）。少康子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云陈留县北40里之老丘故城）。杼五世孙胤甲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云河南内黄；一云山西夏县东下冯）。胤甲堂兄弟孔甲田于东阳■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孔甲三世孙桀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以上可见，夏都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一徙，后期相对稳定，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唯相和少康，比较特殊，曾一度远徙山东境内。据《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①。《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以另谋生物圈。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400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摆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②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史传“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③，造成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④，而原夏统治集团所都被迫一徒再徙。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⑤。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①。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②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③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即是通过“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④，终于再度中兴。能否取得夏土之众的拥持，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原因的。 二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动因之文献称商人“不常厥邑”，《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建国后自汤至于“盘庚五迁。”通谓前八迁是①：一、契居蕃（山东滕县）。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五、相土复居商丘。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八、汤居毫（山东曹县）。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②。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③。山东章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①。“建城称地，以城称人”②，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③，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④，登封王城岗城址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⑤，人口显然要少。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二、中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四、祖乙迁邢（河北邢台）。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成汤立都西毫，是由东诅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为行动原则，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迁，“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内部的权力之争，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不得不退缩回东方故地。盘庚迁殷，再度西进，又恢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②。总之，商代都邑的迁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搬移，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胜于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殷代产业，曾从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有六处（安阳、涉县、济源、登封、禹州、鲁山），山东二处（历城、莱芜），山西十一处（黎城、潞安、阳城、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夏县、闻喜、平陆、解县），河北四处（沙河、邢台、内丘、完县）；产锡地，河南六处（淇县、武安、汝州、嵩县、永宁、裕州），山东二处（莱芜、峄县），山西六处（阳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陆、安邑），河北一处（磁州），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300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③。后石漳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认为殷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①不过，《商颂》有称“商邑翼翼，口方之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据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江西、两湖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②。后期政治疆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阳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晋中、陕东地区；在东土商势力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皖、苏、浙地区；西上有所退缩；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大大扩大，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图2）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③。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又发现早到二里岗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④。附近范围内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⑤，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年代上限可及于商周之际⑥。另外，湖北黄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铜爵、觚⑦。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据说是商代后期方国“耑国”所在，其东约20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①。迹象种种，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来源均远出华北四省的信息。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己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等多重利用因素，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处北纬34°7′，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人们生息休养。前者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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