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虎牢在其东，函谷在其西，辕辕在其南，北面为黄河要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重要交通孔道。后者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源，土质肥浇，为四方交通辐转之枢。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一改前代无城垣之类积极防御设施的“居易无固”状态，筑有长方形城垣，城区面积达190万平方米，宫城居城中偏南，地下建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网络系统，城内北部有一般居址、墓葬区、较密集的制陶窑址，以及许多水井②。城区的总体现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至郑州商城，城区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达317万平方米，宫室区置于中部及东北部，城内一般居住区有水井设施。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移到城外周围，当时似已注意到城内环境的净化。近又发现南垣和西垣外有未完全建成的外郭城或防护堤③。商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10多万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新途。商代中丁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有所谓九世之乱，平均每20年都邑一徙，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得不到治理，自然灾害频起，生态恶化，“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①至盘庚时，旧都的生态环境破坏又导致“万民乃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妆迁，永建乃家”②的明智决策，于安阳殷墟择建新都。殷墟王都处于北纬36°，平均海拔78米左右，在豫北洹水之滨，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左孟门而有漳滏，前带河，后被山。”③据卫星遥感摄影，殷墟位居大行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植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④。显然，盘庚迁殷是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都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以来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30平方公里左右，而其整体布局，早在初期即具规模。都邑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小屯村附近，在西、南两面挖有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沟通，形成一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封闭式宫室宗庙区。外围密布几十处于民居地。大面积普通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大体分布在最外围；王陵区座落在洹北开阔高地，与宫室宗庙区隔河相望①；这方面当是承郑州商城减小城区环境污染布局特色的变宜。殷都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取之疽水，但贵族还饮用水质清冽的井水，小屯宫室区内曾发现殷代水井。另外，为防治洪涝，相继规建有明渠和石坝②。部分生活区内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③，利于污水排泄，净化居地清洁卫生。总之，盘庚迁殷是曾得力于对新地生态环境的权衡优选，在新都建设中贯彻“奠厥居，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着眼于“用永地于新邑”④，后王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殷都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都邑人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内部稳定，其力朝外，凭藉殷都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⑤，邦能千里的国土经略得以施展。这里还有必要重申，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政治意识言，商王都自然不是“孤岛”。《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可知王都周围当控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另外商代的“四方”或“四土”，已是基于国土的平面展示，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甲骨文言“蒿田”，蒿读如《牧誓》“商郊”之郊，为都邑外地⑥。甲骨文言“商鄙”、“我东鄙”、“我西鄙”⑦，大体皆指邑外近郊野地。又有言“我奠”、“南奠”、“西奠”、“北奠”①，奠或读如甸，《周礼·天官·甸师》：“效外曰甸”，《说文》：“甸，天子五百里地”，则奠应是邑外远近郊领域的统称，类似后世所说的玉畿区。而“四土”或“四方”，当指王畿区外的范围广大的政治疆域地理。诚然，当时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未必有所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严格政体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是有一定规度的。《尚书·酒诰》即称商国行政制度分为内服与外服，其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内服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则指畿外四土的王权驾驭力度。显然外服是建立在维持域外大小国族固有地缘性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诸侯或臣属邦国的册封、认肯，而不是调遣、改变或打破。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支配权上贯彻了明显的强弱消张区别和因势机变策略。这种策略亦推行于四土边地的弹性伸缩或影响地区。甲骨文有言“东戈”、“南戈”、“西戈”、“北戈”②，四戈为四上周边之地③。别辞有“戈田牧”④，殆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侯甸族群。他辞又有“南牧”、“北牧”、“右牧”⑤，大体均指边地，此由甲骨文记“在易牧获羌”、“戍伐右牧，禽启人方”⑥，牧与边地羌人、人方屡屡发生交割关系可以知之。别辞又有记商王“商（赏）牧”、“牧称册”⑦，则中原大国与其的政治关系应是外服制的变宜扩大。《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未必尽然。《逸周书·度邑解》云：维王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徵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不难看出，“国君诸侯”乃来之原商国的内外服倒戈者，“九牧之师”应指原与商国有盟好关系的边地大小族落组织之师。下面试对商代国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①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奏出版社，1987年。 ②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224、225页。 ③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6期。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33～137页。 ②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99、200、 246～247页。 ·15·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论语·泰伯》。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又董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①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② 参见前引邹衡、郑杰祥二书。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卷5期，1980年。 ①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257～259页。 ② 《尚书·盘庚下》。 ③ 《故文尚书·五子之歌》。 ④ 《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⑤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11页。 ②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③ 《国语·周语上》引。 ④ 《左传·哀公元年》。 ①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卷6期，1963年。 ②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72页。 ③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①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② 《尉缭子·兵谈》。 ③ 《河南淮阳平粮台尤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④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178页。 ⑤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21·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よ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② 参见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年。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00～221页。 ③ 《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④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9日。 ⑤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92～96页。 ⑥ 《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⑦ 《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4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又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又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44～246页。 ③ 参见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① 《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 ② 《尚书·盘庚》。 ③ 《战国策·魏策》。 ④ 申斌：《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殷都学刊》1985年2期。 ①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10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02、95、114页。 ③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1期。 ④ 《尚书·盘庚》。 ⑤ 《尚书·立政》。 ⑥ 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三十六辑，1992年。 ⑦ 分见《合集》29375、《英国》2525、《合集》6057。 ① 分见《合集》9767、7884、24、32277。 ② 《合集》33208。 ③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321页。 ④ 《屯南》4033。 ⑤ 分见《合集》28351、《屯南》2320。 ⑥ 分见《遗》758、《屯南》2320。 ⑦ 分见《合集》5597、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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