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太平盛世到极盛时期，相邻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犬吠之声互相听得到，但百姓都以为自家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从事的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互不来往。”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改变近世风气，使人民闭目塞听，几乎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
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要听最好听的，看最好看的，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
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妙论挨门逐户劝说开导，终难感化谁。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褚木、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树、姜、桂、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布。
这是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
这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
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捞，获得物资，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
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物价低了定有上升的征兆，物价高了是要变低的征兆。
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意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下流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不用招呼便会自动前来，不用索求就会生产出来。
这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用、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
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
来源大则富裕，小则贫困；农、工、商、虞发展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
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够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聚于轴那样聚集于此。
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朝拜齐国。
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
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
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
水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他的宾客也会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里，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市。”这不是空话。
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还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
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
旱时就要备船以防涝；涝时就要备水车以防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一般说来，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出售粮食每斗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失；若每斗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害。
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
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
粮食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商人都能得利。
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
买卖货物，凡属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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