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
唐虞时，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
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时，程琳、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成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后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随迁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到卫、赵、秦国。
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相。
在赵国的以传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秦惠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司马错率军攻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
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蒯聩玄孙司马邛，曾为武信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
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邛在殷地称王。
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邛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
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
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
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天文，师从杨何学《易经》，师从黄子学道家理论。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子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殊途同归。”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
只是他们所遵循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
使人受束缚多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
儒家学说广博但没有抓住要领，费力大而实效少，故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其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序列则是不可改变的。
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故该派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不可废弃。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失去真实性；但它辨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时事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所不宜。
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事半而功倍。
儒家则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
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而用智术治理天下。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不得安宁却奢想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禁忌规定，顺应者昌，逆背者亡，这未必对。
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顺应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与传注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精通其学说，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很少抓住要领，费力多而功效少”。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论述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
用陶簋吃饭，用陶钅刑喝汤，吃的糙米饭，喝的藜藿野菜羹。
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依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
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
时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尽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
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
那么亲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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