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端，从这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期间各国混战不止，战国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时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者约有十几国。大国有秦、魏、赵、韩、齐、楚、燕，即所谓的“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当时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面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仪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
七国的疆域情况大约如此：秦的国土包括今陕西关中和甘肃的东南部。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东部。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齐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燕约占有河北北部和内蒙、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春秋末到战国初，铁工具开始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管子》说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就不能成其事。《孟子》提到“铁耕”，证明当时耕田必定用铁器。根据解放后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更加证实了战国时铁工具大量出现这一事实。现在所知，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南等省都出土有铁器。毫无问题，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已普及于许多地区。出土的工具，种类颇多，有犁头、锄、臿、镰、铚之类的农具，也有斧、锛、凿、刀、锤等手工工具，这些铁工具代替了过去的木、石和青铜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铁器的使用，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当时记载中常提垦辟草莱之事就说明了这点。耕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主要是出现了深耕，这是使用木、石工具时无法实现的。《孟子》、《韩非子》说：“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吕氏春秋》说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使禾、麦得到好收成。深耕不仅能提高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灾，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大约和使用铁器同时，也开始用牛耕田，《国语》说：“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就是一个例证。
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战国时的粪主要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礼记·月令》说把田间野草烧灰，既除草害，也能肥田。《周礼》有薙氏，专掌“杀草”。这些记载都是关于用草作肥料的例子。《周礼》中还提到施种肥之法，以兽骨汁浸种，可使作物生长得更好。人们对于人工灌溉也很重视，《荀子》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中原一带种稻，更非人工灌溉不可，《战国策》记载西周君放水，东周君方得种稻的故事。《周礼·稻人》讲到如何在田中放水和蓄水。战国时还出现一种叫桔槔的汲水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多用于小面积土地的灌溉。
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农学的著作。《管子·地员篇》记录了许多有关土壤的知识，并指出结合哪些土壤应该种植何种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的重要农学著作。其中十分强调“深耕熟耨”，既要耕得深，还要多耕多耨。在整地方面认为在田间须开沟作垄，好依土壤湿、燥不同而决定将作物种在沟中或垄上。种植作物必须疏密适中，整齐成行。对于农时极为注意，认为播种、收获都必须“得时”，过早为“先时”，过迟为“后时”，这样都会影响谷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先进经验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农产量比过去有了提高。据魏李悝的估计，魏国100亩田平常年景能收粟150石，如遇大丰收可增加到300石或600石。《吕氏春秋》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能提供多一些的剩余产物应是无疑问的。
水利灌溉工程在战国时获得很大发展，这对农田灌溉和航行都有很大好处。
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河水南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土地，使盐碱地变成良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面貌。
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附近，将离堆凿开，使岷江变为两股，以分水势，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这一工程即后来有名的都江堰。
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所谓的郑国渠。渠长三百余里，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史称关中于是成为沃野，秦国更为富庶。
战国时，井田制已走到尽头，当时的土地仍基本为国家所掌握，国家直接向农民授田，也叫行田。《周礼·遂人》说：“以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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