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
最早的关于吃的记忆是在交通大学的那间平房里。傍晚,一缕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媽媽把她嚼碎的烂馒头喂给我——现在想想也要恶心,那时却吃得又香又甜。若干年后我偶然看见一只母鸽子喂小鸽子的情形,也是同样的方法,不过小鸽子是一群,而且特别主动,那母鸽子的嘴被撕得鲜血淋漓,令人感叹母爱的伟大。
小时候口味倒是不高。喜欢吃炸馒头和煎雞蛋,特别是那种溏心蛋,稀稀的蛋黄被薄薄的一层蛋青透明地遮蔽着,只消用嘴一嗫便可把蛋黄吸入口中,那一种特殊的香味令人回味无穷——至今我仍喜欢吃溏心蛋,虽然报纸上一再警告半熟的蛋不符合卫生要求。
再就是白馒头蘸花生酱,百吃不厌。那时的花生酱味很醇正,加上自家蒸的白馒头,热腾腾的一顿能吃一两个,人便也长得像白面馒头似的。后来的花生酱越来越变味了,现在终于连购货证上的每月二两也不见踪影。但据说仍有正宗的花生酱存在,不过是价钱比那时高出十几倍而已。
那时的价钱实在低得惊人。新鲜黄花鱼只要三四毛一斤,且有人送货上门。那人叫老于(不知是不是这个于字,但我想可能不是卖鱼的鱼),按现在说法大约是个体鱼贩子,每隔一两天总要搞些鲜鱼来卖。我家祖籍湖北,有吃鱼的传统,外婆又是做鱼里手,因此在六七岁之前没断过吃鱼,尤其爱吃鱼眼。小时候我比一般小孩的眼睛更明亮,外婆便说是因了爱吃鱼眼的原故。也怪,从不注意保护眼睛,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昏暗的灯光下躺着看书,视力却永远是1.5,戴眼镜不过因为感光组织过于敏感——这样的眼睛让人害怕,好像除童年爱吃鱼眼之外别无解释。
最想去的是广济寺的“居士林”。外婆是佛教徒,一个月总要去做两次佛事。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快乐无比的日子。因为佛事之后便是素斋。无非是些素鱼素肉素雞之类,统统都是豆制品,但做得精致,且因小孩们总是吃别人的东西香,所以姊妹们想起那素斋便馋涎慾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每每为此争得打架——因为外婆每次只能携带一人,自然大姐被优先考虑,我和二姐则败北下来,一个吼声震天,一个哭声动地。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添了许多票证。包括“高级点心票”。所以那时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一类的童谣,显示了吃不起高级点心的孩子对吃得起高级点心的孩子的仇视和嫉妒。按照父親的职称,自然也享有高级点心票。但家里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分。现在没人理睬的玫瑰酥皮点心当时也是俏货。只有一次香甜地吃足了马蹄酥,并为此生了一场病。病中,媽媽和外婆轮番回忆起她们当年爱吃的东西,让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竟然有那么多我从没吃过,并且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譬如媽媽说,她小时候爱吃一种叫做羊角蜜的点心,咬一口,蜜[zhī]便顺嘴流。外婆当然更加博大精深——她年轻时曾掌管着一个大家族——仍能准确无误地报出许多菜名及其做法。而且因为外公过去在铁路上做事,有一些洋人朋友,外婆甚至懂得一点西餐。譬如汉堡牛排、罗宋汤什么的。后来我忽然惊奇地发现媽媽、外婆和我一样喜欢画饼充饥——人类自欺的本能无所不在——她们在谈吃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一点儿也不亚于我眼中的光芒,这种谈话最后总是在长叹一声中结束,然后眼中的光便熄灭了。在外婆,还一定要有一个撇嘴的动作,伴随着一声:“哼,现在!……”每逢这时父親也要重重地哼一声,以表示对外婆不满的不满。他是坚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共产主义必定来到的。
自此我竟很喜欢生病。喜欢在病中咀嚼那些想象中的美味。应该说,自然灾害的影响对我家来说并不大。不过是有时在白面里裹上棒子面,名字也起得很好听,叫做金裹银。偶然地,也和邻家小朋友一起去采槐花、摘榆钱儿什么的,也吃过榆钱儿蒸的饭,马齿苋包的饺子,不过像是调换口味而已,终归没有觉得厌烦。隔壁同岁的男孩小乖却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每天都要去挖野菜,有时还能挖到蘑菇——不过大多数时候挖到的只是一种像蘑菇的东西,叫做狗屎苔。
然而比起东北兵团来,这一切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在兵团五年,以吃过一次米饭炒菜。那是在刚去的时候,连里开恩放了一天假,于是人家纷纷去德都县城照相,中午就在那儿找了个饭馆。东北的大米一粒粒的透明而香糯,口感特别好,吃这样的米简直不需要什么菜。那菜不过是肉片青椒和酸菜豆腐,都切得像东北的一切那样硕大,我们在苍蝇的嗡嗡声中喝完了最后一口汤——那一种回味整整延续了五年之久。连队的伙食永远是菜汤馒头。有时因为伙房打夜班碰翻了煤油灯,菜汤里便充溢着煤油味。馒头常常是发了芽的麦面又黑又黏。实在打熬不住只好装一回病,吃一碗病号饭过过瘾。所谓病号饭,不过是擀点面条用酱油一煮,加点儿葱花味精而已,但在那时却是我们的佳肴了。
自然也有打牙祭的时候。有一回家里寄来了腊肉,正巧有黄豆和土豆,就把土豆用灶灰烤了,满满地煮了一锅腊肉黄豆汤。七八个人围在火炉边,每人手中拿一把小勺,加了酱油膏和味精,当第一层鲜亮的油珠浮起来的时候,勺便纷纷落下去,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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