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板起脸,母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用母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
父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如果出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像。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导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嗑子”。我,出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有成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嗑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属羊。像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
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的。因为母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20年。
中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幢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漫的主观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在这方面的自觉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们的。
关于“出息”,父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感。
父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见我只盛了半用,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他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怎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报答父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莱疙瘩,瞧一顿顿吃的多欢,吃的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父引以自豪。
我十岁那年,父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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