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的说法缺乏辩证分析。皇权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而至高无上并非无条件地超越一切，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在唐代，皇权受到来自天人两个方面、四条途径的制约。其一，君权神授说、天人感应说，致使皇权受到昊天上帝的监临，实际上是人们假手于天，限制皇权。其二，中央机构中，中书省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把关，审查诏令，尚书省执行，贯彻诏令。皇帝个人意志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不可能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其三，史官记载皇帝的言行，皇帝不能过问，使得想要留下好名声的皇帝受到约束，刻意规范自己的言行。其四，谏官和臣僚的谏诤职责，从方方面面批评皇帝，使皇帝的言行受到限制。
在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同着"至高无上"的说法。应该承认，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来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的通则，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而依据辩证法进一步加以分析，便不能不承认如同其余所有现象一样，皇权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皇权之"至高无上"，并非无条件地超越一切，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也不能一味凭喜怒爱恶滥行赏罚，对臣民绝对操持生杀予夺之权。即便在号称封建盛世的唐代，唐太宗不仅是中原民众的天子，还被北方游牧民族尊为"天可汗"，却反倒说自己"常怀畏惧"，"常不得自由"。可以想见，所谓皇权"至高无上"，仅仅是相对而言，当时社会存在着对皇权的制约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唐太宗关于畏惧感的全面表述是这样的："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得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贞观政要》卷6《谦让》）这里指出畏惧在于天人两个方面。本文所做关于唐代社会对皇权制约机制的研究，虽细分为若干子目，但不外乎以这二者为畛域而展开。
唐代依然奉行君权神授说和天人感应说，对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备周密的礼仪，并把各种自然灾变理解为上天对皇帝的警戒和惩罚。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高祖建唐称帝，在京师长安城南设坛祭天，册文说："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地。"（《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当年还定为制度，以后每年的冬至日，在城南圜丘坛祭祀昊天上帝，从祀五方上帝等，为后来诸帝所遵循。祭天的高潮是皇帝亲赴东岳泰山（岱宗），举行封禅大典。所谓"禅"，是指在泰山侧五里处的社首山设坛祭地，这里略而不论。所谓"封"，是指登泰山设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即帝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唐会要》卷7《封禅》）唐朝建立以来，封禅呼声甚嚣尘上，有的皇帝谦让，有的皇帝一直跃跃欲试，终因外族内犯、彗星出现及种种自然灾害，致使这一动用大量人力耗费巨额财力的大典难以举办。继唐高宗封禅之后，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又率领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凡数千人，浩浩荡荡东赴泰山。当时仪注规定："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祝词说："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佑，锡臣忠武。……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面对天帝，唐玄宗自己谦称为"余小子"。（《唐会要》卷8《郊议》）这样，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临世间的那种威严，而是降身份为臣，谦称御名，行跪拜礼。这就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了"有上"，把虚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顶头上司的地位，对皇帝加以监临。
武则天改朝换代当女皇帝，也求助于天命神意。当时，佛教徒依据前代译本《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来华重译《宝雨经》，说佛告诉东方月光天子：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因此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全唐文》卷97）她称帝后接受群臣所上尊号，有所谓"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佛教认为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质地，分别称为金轮圣王或银、铜、铁轮圣王，依次统治四、三、二、一天下。佛教还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因而号称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那么，天比菩萨地位低，怎么会有资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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