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旅馆在卡拉斯诺娃卡亚地铁站附近。这是张红卫、刘斌给我们在地图本上标好了的。据说莫斯科的出租汽车司机都对中国人下榻的几个旅馆地址记得烂熟。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个硬壳封面的小本子，附图上画满了圈点，我后来在很多地铁站都停留过。可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铺张，一直坐出租汽车活动。
我和吕齐第二天一醒过来，精神好了些，觉得老谢的面目也不再那么狰狞，他充其量也就是一老混混儿。我们几乎睡到了十点钟。老谢沏了一壶咖啡给我们喝，还准备了面包和黄油。我就着咖啡吃了两大块面包，感觉渐渐还了阳。
“你们可真能睡，”老谢说，“我打呼噜了吗？”
“不知道，”吕齐边吃边摇头说，“谁还注意你打不打呼噜，——你平时打吗？”
“打得厉害，”老谢说，“就为这，我老婆都不愿跟我在一屋睡觉。”
“你也有老婆呀，”我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一老光棍呢。”嘿，我真不能想象老谢这种人也会有家室。
“岂止老婆，我还有两个儿子呢。”老谢说，问吕齐，“昨晚上你是怎么回事？怎么掉到床下了？我印象中你可是睡在里边的。”
“我从小就有这毛病，”吕齐“扑哧”笑，“有一回晚上梦游我他媽冲锅里撒了一泡尿。”
“以后睡觉得把你绑起来，”老谢说，一边嘿嘿坏笑，“免得你尿一咖啡壶。”
“呸！”我一口把咖啡喷了出来。
心情正常起来看，老谢倒不是一个乏味的人，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要不是我们有意不鼓励他跟我们交流，他还可能是个挺健谈的家伙呢。可我着实不想同这个老混混儿深交。我不停地在心里告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
吃完饭，老谢把我们送到路口，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分手时老谢说，“回来时打个电话，省得扑空，我手里只有一把钥匙。”
我和吕齐敷衍着上了车，心想“白白吧您哪，”我可不想再回他这儿住了，我宁可挤在“黄河”旅馆。
司机是个年轻粗壮的小伙子，会讲几句英语，车开得飞快。我几乎一下子就转向了。公路两旁栽着壮茂的枫树，有的叶子已经变红，很是漂亮。沿途的建筑物却没有什么特点，也像北京大部分城区一样是整齐划一的规划住宅，而且显得破旧，呈一副衰败之相，只是楼与楼之间的空地要比北京大得多，绿化搞得也不错。我想起宋人笔记里的两句话：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翳耳，心里突然有些难过。唉，你要是一味地执着于谋生手段，就没有那么多闲情可抒，生活的[jī]情也会大大减少。
吕齐仰靠在车座上不停地绕动自己的手指训练灵活性，这家伙从来不放松益智健脑之类的活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看着他，觉得他真好象是自己的血親兄弟。
大约半小时后，司机在一座建筑物前面停下车，嘴里说了声：“ok。”
我们下了车，看到一幢破旧的四层楼，门口散站着几个皮肤黎黑状如瘪三的东方人。我和吕齐面面相觑，感觉不大对头。我给司机点钱，吕齐前去打问。
“请问这是黄河旅馆吗？”
那几个家伙扭过头来，面无表情。
“诸位是中国人吗？”
还是没有人回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家伙说：“vietnam。”
看来司机误认为我们是越南人了。
司机说了声“sorry”，重新开车上路，又带我们兜了半天圈子，才来到“黄河”。看样子这家伙是成心的。外国人到了北京也照样挨出租车司机的宰。这事并不那么稀奇。
“黄河”旅馆是一座六层公寓楼，建在一块低地上，旁边是一所中学，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在操场上嚷叫着踢足球。
旅馆门口出进着一些面目粗野、眼神冷漠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和吕齐在这个时期是不是也给别人留下了这种的印象。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一见面强子就说，“从你们住的地儿到这儿顶多半小时。”强子是个矮个子，长得非常结实，从小就是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至今分毫未改。
“甭提甭提，让老毛子司机给拉越南窝儿去了。”我和吕齐花揷着说。
强子、张红卫、刘斌和几个不认识的家伙哈哈大笑，他们都有过被卸在越南窝儿里的经历。
强子说：“敢情东方人在老毛子眼里也是爷儿俩比**——一个鸟样儿。”
我环视了一圈，问：“大头呐？”我临来时他老婆托我给他带来一封信。
强子笑道：“大头出去打食儿去了。丫才不是东西呢。我给你们讲一笑话：上回我们俩回国，每人带了一条狗，我带了条京叭，他带了条沙皮，同包厢有一女的也带了条狗。验关时‘玻璃啐’打狗队一上来，大头就冲上铺努嘴——人那女的住上铺。‘玻璃啐’一下子就把那女的狗给翻出来了。问还有没有，那女的说没了，整个包厢就她一条。‘玻璃啐’不信，还翻。你们猜大头同志跟我悄悄说什么？还不把你那条狗献出来？我说凭什么呀，丫说我这可是沙皮狗。我说，嗤，贵贱也是老子花钱买的呀！”
大家正乐，大头抱着一堆吃食回来了，进门就嚷：“乐什么呐乐什么呐！”
强子道：“说你丫还不如一女的呢。”
大头笑道：“你们甭听他胡说，那都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