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识
已经是第二个年头在工地过春节了。窗外传来一阵阵人和机械的喧哗声。由于工期紧迫，春节也没有停工。我也不太理会这些，仍和去年一样，躲在工程监理处的小楼里饮酒度岁。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我邀请了文物局的代表宋斯萌和业主代表邝达曼两位和我共度除夕——留在工地过年的大男大女大约只有我们3位了。
我使出吃奶力气，精心制作了几道家乡名肴，还备上一瓶五粮名酿来招待这两位佳宾。别看我们现在厮混得熟，情同手足，其实，相识也不过两三年，而且在初识时还闹过不大不小的别扭。夸大点讲，真叫“不打不相识”。
和斯萌的初次见面，是在4年前召开的光明特种材料研究所基建工程设计审查会上。那时我还在建筑设计院里工作。这份待审的设计书就是我的杰作，我自信设计书的质量堪称优秀。不但是方案合理、论证有据，而且技术先进，造价、工期两低，更具特色的是文字结构严谨，通畅流利，即使达不到进“古文观止”的水平，作为“作文范本”可是绰绰有余了。加上我在会上临场发挥口吐莲花，说得那些上了年纪的审查委员连连点头，眼看就可以顺利通过，不想忽然从座位席中站起一位女委员，侃侃发言：
“我认为设计中对文物发掘保护方面考虑不够，所列经费过少，也没有根据。作为文化界代表，我不同意。要求设计院按国家有关规定重新编制，并应和我们随时联系，听取我们的意见。”
这正是半路杀出程咬金，阵势大乱。我斜眼觑去，那是个瘦伶伶的女同志，瓜子脸，还有几点淡淡的雀斑。后来知道她是文物局的宋斯萌处长，一个有名泼辣的老姑娘。年少气盛目无余子的我岂能忍受，站起身来激烈辩论。我从工地的地理位置——靠近松花江的边荒地区说起，这地方到现在都属于穷困地区，可想而知在往昔是如何的渺无人烟了，哪来“文物”？接着我又大谈勤俭节约的民族传统美德，狠狠批评那种不讲具体条件大手大脚的错误做法，力主概算决不能再增加……我发挥得淋漓尽致，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但那位宋处长不为所动，用简单而坚定的言辞一次次地驳斥我的理由，看来她对工地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知识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似乎句句话都有根有据，几个回合下来，我就招架不住了。在情急之中，我失去了礼貌，气呼呼地说了句损人的话：
“拆穿了讲，文物局不过想雁过拔毛多弄几个钱发奖金罢了。你们到底要多少，干脆说个数，别在这里纠缠不休。”
这话激怒了老姑娘，她愤然起立：
“我抗议钟工程师这种污蔑性的话，如果他不道歉收回，我就退席。”
事情闹僵了，幸亏一些老委员都是和稀泥的老手，慌忙劝止了斗争的双方。最后会议决定，责成设计院会同文物局重编文物保护一章，另行送审。这在我的个人奋斗史上是少有的败仗。就这样，宋斯萌作为文物局代表来设计院和我重编那一章内容。开头时我对她忌恨有加，还让她穿过好些玻璃小鞋以泄私愤，但相处一年下来，她的坚定、直爽、公正的性格渐渐感动了我，尤其她在文史方面渊博的知识，实非浅显如我辈所能望其项背。加上她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照顾，在“重编”工作完成后，我们之间的芥蒂已经全消了。2年后工程开工，我调工程监理处任副总监，她也来担任生态环境监理，我们就像姐弟一样相处无间了。
至于我和邝达曼的交情要短一些。那是开工后2个月，研究所忽然把他们派驻工地的总代表召回另有任用，改派他来继任。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时，发现他是位戴着深度近视镜、有些迂腐气的“老九”。“此子可为我所用”，我暗中对自己说。所以开始时我们相处得不坏。毛病出在一次夜间小酌。我多饮了几杯五粮液，头脑醺然，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了。我在吹了一顿自己在建筑结构上的造诣后，挑战似地问他：
“达曼，听说你们这个‘特种材料研究所’就是研究玻璃的，是吗？”
“嗯，不能说玻璃，应该称为光学材料。”
“光学材料？别吹得那么好听，玻璃就是玻璃嘛，何必面上贴金呢。达曼，这玻璃有什么好研究的，还要盖什么研究所大楼，我看你们也是花国家的钱不心疼，弄些皇粮养几个人吧。”
达曼把酒杯一放，抹下脸来厉声道：
“我不许你贬低我们的研究工作。你不要狂妄自大，你肚子里有多少货色！玻璃，你知道玻璃有多少奥秘？几代科学家都研究不穷。像你这样浅薄的人，磨成粉还不配当玻璃的填料呢。”
后来的事我有些记不清了，反正两个人动了全武行。我打碎了他的“酒瓶底”，他砸烂了我的祖传瓷酒壶，直到邻居闻声而来把他架走。此后，我们有半个多月彼此不搭理。但接着我患上重感冒转肺炎，还是他首先发觉，护送我上医院。从医院出来后，我们彼此说着道歉的话，形容词都用上最高级，我们的友谊才又恢复了。我们经常夜饮，但达曼坚决不许我过量。“以半斤为极限——为了我们的友谊”，他经常这么说。
这些往事如过眼云烟，我们终于成了知己，也不怕别人说我们开三家店。由于我烧得一手好菜，逢年过节总是我设宴款待他们，大除夕就更不必提了。我们饮着佳酿，品着佳肴，信口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