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超群受到狄化桥接见后的半个月光景，向南他们回到滨海休假的当天晚上，段超群给向南打了一个电话，请向南明天中午到她家里吃中饭。
在干校，他们每月回到滨海休假一次。虽然干校离市区不算远，但在乡下时间久了，大部分人还是想家的。特别是一些儿女多的同志，他们全家的生活都必须在休假的几天内安排妥贴，因此这几天对他们就特别可贵了。他们往往这个月休假才结束，就要计划好下个月休假该干的事了。久而久之，他们的计时单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一小时、一天、一星期，在他们都是不须计算的；几月几号，星期几，也是用不着记住的，他们最关心的是离休假还有几天？
向南对于休假并不像其他同志那么热心。在滨海和干校对她都一样，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家。在滨海，她只在文协机关里占了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小屋，屋里的全部家具是：一床、一桌、两张椅子，这是公家的；一只廉价的木板箱，还有三个竹制的小书架，这是她的私有财产。本来，向南对于自己的小屋是很有些感情的。因为关在屋里读书，十分安静。读累了，就随便到哪个同学朋友家里去串串门，谈谈心，也是其乐无穷。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狄化桥下令文协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机关资料室被说成是“黑书库”而封闭了，书源断绝，向南就无书可读了。受审查以来，她又不得不深居简出，也无门可串、无友可探了。只有马大海和张巧娣不避嫌疑，每个月都来看看她，邀请她去家里玩。可是她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一次也没去过。这样，回到市区反而更比在干校无聊、窝气，休假成了一种精神折磨。一回到小屋，种种不愉快的念头就会缠绕着她，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也会向她袭来，叫她不得安宁。这一次就是这样。下车了，同志们一个个回家和親人团聚去了，向南却只能回到自己那间散发着霉气的小屋里。她洗罢澡，换好衣服坐下来，就觉得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了。尽管马路上的说话声、喇叭声、脚步声不断从窗口传进来，可是不但不能给小屋增添一分生气，反而更使向南感到空寂。这就是陶渊明说的“心远地自偏”吧！向南坐在小桌前，拿着一支钢笔，随手在一张纸上乱划，脑子白茫茫一片空旷。自己在写划些什么，她也并不认真地去想，等到一张纸划满了，拿起来看看，原来写来写去都是曹操的几句诗：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无枝可依。
“啐！怎么突然想起这几句诗来了？”她感到脸上有点发热，连忙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她想，还是想办法消磨这几天的假期吧。洗被子、晒衣服，一天；洗头理发，到街上买点生活必需品，又一天；还有两天干什么呢？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似乎无事可做，又走到书架前翻翻，看到卢文弟寄来的那本《毛线编织法》。自从寄来的那天，她打开书页写上“x年x月x日文弟寄来”之后，再也没有翻开过。今天又看到这本书，她想，也好，就学学结毛线，搞搞“婦女家庭化”吧，于是她翻出自己的毛线衣，想拆洗重结一下。可是衣服是媽媽结的，她要拆也费劲，找不到线头在哪里。弄了好半天，一个袖子也没拆下来。她又犹豫了：万一到秋天打不起来怎么办？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多事吧！她马上就把毛衣重新收拾起来了。那么，还有两天怎么过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读点马列著作吧。在干校的时候，她读完了《反杜林论》，断断续续写下一点笔记，不妨花两天时间把书重翻一遍，把笔记整理整理。好了，四天可以过去了。向南对这样安排还算满意，便摊开被子，准备休息。就在这个时候，老陈来喊她听电话了。电话是段超群打来的。
段超群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親切：“南丫头，你这么久不来看我，把我想坏了。我媽也天天唠叨你。你怎么啦，把老朋友都忘了？”
向南不加思索，就把话掷了过去：“我现在还有忘记谁、记得谁的权利吗？我还敢大胆妄称是什么人的老朋友吗？”
段超群对向南的气话似乎毫不介意，依然用她的親切的语调说：“好好，怪我不好。明天中午我和单庄请你到家里来吃饭，要打要骂，到时候一并领受，行了吧？”
这倒出乎向南的意料之外。去不去呢？她沉吟良久。说实话，她对段超群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自从受审查以来，段超群不但没有来看过她，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张纸条都没有来过。向南想，我不去找你，这是对你的体谅。可是你怎么一点也不体谅我呢？为什么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呢？难道连你也不知道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好吧，今后别想我再理你。可是想不到今天段超群却来邀请了。这是不是说明自己以往是多心，错怪了她？要说她是因为避嫌疑而不敢和自己接触，那么我向南现在仍然是一名“牛鬼蛇神”，为什么她不避嫌疑地把电话打到机关里来找我呢？
“怎么不说话呀？架子大，不肯赏光吗？”段超群在电话里催促道。
向南想了一会儿，对着电话叹口气说：“好吧，明天还是我到你们夫妻面前去负荆请罪吧！我不该疏远了你们。”
向南哪里知道，士别三日，必须刮目相看了呢？受过狄化桥接见以后的段超群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段超群了。现在，实行“无产阶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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