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霞似火、炎热难捱的仲夏之夜，梦玲奇怪自己怎么不能忘记。那印象像是用刀刻上去的，用熨斗熨上去的，用火漆烙上去的一样，清晰得近于变形。
她生过一次大病，病中差点死去。从此她变得憔悴不堪。她眼角细细的鱼尾纹是岁月留下的记录。她的身像被连年耕翻的土地，干枯而又板结，再也长不出肥沃的粮食。
然而那记忆没有消失。那个炎热的仲夏之夜仍然是星光灿烂，雾气蒙蒙，不知疲倦地出现在她一切的生活中，出现在她的饭桌上，教案里，和风琴弹奏出来的音符旋律问。
有一回她跟着当地的妇女们去拜观音娘娘庙。她虔诚地烧了一位香，又磕了一个头，乞求娘娘保佑她忘记那个夜晚，忘记那随之而来的一切。娘娘没有显神。她哭了，她想到自己也许是一个无可救葯的人。
那个黄昏和夏季所有的黄昏一样，被太阳暴虐了一天之后显得憔悴昏倦，有一种令人心醉的病态的美。满天红云像是高烧病人赤热的脸颊，望一眼都觉得烫手。柏油马路晒得比草地还要柔软，踩上去拔不出脚来，而且有一种焦苦焦苦的难闻味道。白楼房静立在黄昏的光线中，温柔而又矜持。只有远几座山头，无限热情地接受了晚霞的拥抱，通辉煌，使人不敢久视。
她们急急忙忙从师范学院赶往艺术学院，去听那个蜚声乐坛的提琴家的独奏音乐会。那是她们渴慕已久的一次享受，那个提琴家的名字在她们心中如铜鼓乐一般响亮悦耳，使未来的年轻音乐老师们如痴如醉。
那天梦玲穿的是一件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裙。那花和布料都是街上时髦女郎们不屑一顾的东西。裙子长及膝盖，下摆宽大呈喇叭形，稍一转身，裙子就旋开来，使梦玲像一朵淡蓝的喇叭花。这是两年前梦玲的男朋友从北京买回来给她的礼物。北京的漂亮裙子当然很多，真丝的，全毛的，仿真丝或仿全毛的，只不过男朋友仅仅是个大学生，大学生的钱包只配买这条细市连裙。两年来裙子已经洗得很旧了，颜发淡，布料变薄变软，然而却异乎寻常显出了一种温柔和纯净，恰如梦玲自己。
夏日清晨含笑带露的淡蓝喇叭花。
每年学校放假，梦玲的男朋友总是匆匆忙忙从北京赶回来，匆匆忙忙。不知道为什么。梦玲觉得自己其实不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她糊里糊涂接受他的拥抱、吻，糊里糊徐偎在他身边，听他眉飞舞地讲这讲那。她觉得很幸福。她原来以为男朋友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以后要跟她“吹灯”的，结果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有因为长久的分别而变得更加急切，更加痴情。他会一页又一页地给她写信，每一学期的信札装订起来都是一本厚书。而她给他的回信总是磕磕巴巴，辞不达意。她承认自己没有语言和描述的才能。偶尔她会给他寄去一盘磁带，那是她自己拉小提琴，自己开着录音机录下来的。她有整整十年拉提琴的历史，苦于缺少名师点化，技巧平平。这么多年她一直盼望有奇迹在她身边出现，盼望有一天从梦中醒来能把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随想曲拉得出神入化。
就是这条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裙。几年以后梦玲一直珍爱地收藏着这条裙子，它能使她想起那个晚霞似火、炎热难捱的仲夏之夜。
有一段时候她曾经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扔掉它，以为这样可以连带扔掉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她把它用报纸包好，放在垃圾箱里。奇怪的是当天晚上她便在宿舍里又发现了它。她大惊失，从此再没动过赶它出门的念头。
天边的红云变成了紫、青紫和橙黄，光线柔和了许多，于是暮便从四下里渐渐逼近。新修的环城马路宽阔平坦，三个少女的身影在黄昏中若有若无，孤寂却又和谐。三双穿着塑料坡跟皮鞋的脚不约而同地走成了齐步，沙沙地，仿佛她们心中哼起的歌。
小鸥。她的父是高级工程师，母是妇产科医生。她总是那么一副傲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她面雪白，双眼乌黑，深不见底。浓密的黑发在头顶高高盘起发髻，前额如一片光滑平坦的开阔地。她是省里某位头面人物的公子的未婚妻。那位公子哥儿某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见了小鸥，从此就一追不放。他那辆银灰的“本田100”将小鸥左拦右截，弄得她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只有束手就擒了事。
她手腕上有一只精美绝伦的石英小表，据说是一个出代表团从日本带回来的应该“上缴”的礼品，由省外办交到省政府之后，落入了那位公子手里，而后又成了他给她的“信物”。
这只小表的式样实在是精美绝伦，使一向清高傲气的小鸥都未能抗拒诱惑。
班上的“自由之花”——开开。她豪爽不羁的格和活泼开朗的面容恰成映衬。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她总是首先热情地跟你招呼，然后把她那些仿佛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话语呼啦啦地对你倾泻而出，使得你在最短时间内立刻跟她结为挚友，形如一对相了半辈子的。她写过几首很漂亮的爱情诗，这些诗句后来慢慢传遍全校，中文系甚至有了她的崇拜者，他们说她那些令人心跳的诗句几乎可以和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媲美。那些夫子们在鼻梁上架起锅底一般厚实的眼镜，苍蝇一般嗡嗡地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如同发现了一盘精美的晚餐。
那年她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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