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我并不陌生的客厅。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时，曾和同学们到这里拜访过原学院委副书记，后调到市美协的未来雨老师，“四人帮”横行时，他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打成了“为敌作画的汉”和“出卖同志的叛徒”，而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年之久。如今，他从监狱里出来了，一边在家养病，一边等待着对他全面落实政策。天气并不很冷，但他已穿上了厚厚的棉，把身子深深地陷在一只露了棉絮的破沙发里。他两腮凹陷，面苍白，两只枯瘦的手总是神经质地互相搓着。在青筋暴露的腕子上，依稀可以看出长期戴手铐后留下来的痕迹。
今天，我是作为市文联落实政策复查小组的成员，为了解一九四五年初春，他在燕山一带同一位女画家米丽执行侦察任务被日军逮捕后的这一段历史，来找他进行核实的。
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望着曾经是满头黑发，而现在是两鬓霜白的宋来雨，温和地说：
“您和米丽被捕后，他们是怎样进行审讯的呢？……”
“我和米丽被押着站在写字台前，坐在写字台后转椅上的平三郎少佐手里一边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支油画笔，一边用一口不流利而且声调里很富有感情的中话开始了讯问：
“我喜欢开诚布公的人。说吧，你们闯进这个不应该到的地方，干什么来了？”
如果不是荷枪实弹，笔挺地守在门口的日本宪兵和眼前正在进行的审讯，单看这间房子的陈设，你非但不会想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嗜血成的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倒象是走进了一个具有一定鉴赏力的画家的画室。
在这个光线充足的大房间里，墙角斜放着一个镶着贝壳的紫檀木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爱神丘比特的石膏塑像，丘比特手中的弓正对着我们这两个受审的囚徒，好象那爱情之箭就要弦朝我们射来。
“丘比特不知犯了什么罪，也被抓到宪兵队来了！”我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后，立刻被分挂在一幅军用地图两侧的油画紧紧地吸引住了。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进一步的审讯正是从这些画开始的。
平三郎的讯问打断了我对室内陈设的观察，我把目光从油画上拉回，紧紧盯着平三郎军帽下那双不停转动着的、诈的、亮晶晶的小眼睛，镇静地回答：“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是自由职业者——画家。到这里来的进行野外写生，放在写字台上的油画箱和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的身份和行动的证明”。
“画家？”平三郎悠闲地从转椅上站起来，脸上带着嘲弄的冷笑，踱到我们的面前，“正因为你们声称自己是画家，才被转到我这里来的，至于写生，这个鬼地方，到都是光秃秃的山，有什么东西能激起你们创作的灵感？”
“这些山，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古往今来，任何人间的力量，不论是赞叹她还是诋毁她，都不能改变她的客观存在。”
“呵！你不但是画家，还是诗人呐！”平三郎摆了摆手，制止我说下去，“可惜，你们画的这些拙劣的东西，与其说是艺术品，倒不如说是用于军事目的来得更确切！你们是以写生为掩护到这里来进行军事侦察的。遗憾的是你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设在山沟里的日本宪兵队里遇见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就是我——日本《每日新闻》社的美术总编辑、画家平三郎！于是，你们的把戏一下子就被戳穿了！”
“有意思，很有戏剧，宪兵队长成了艺术家！”易于激动的天使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打断了宋来雨的话头。
“您说什么？”宋来雨用疑惑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眉宇之间流露出对我的不信任。他沉重地出了一口长气，用沙哑的声音说下去：
“您刚才说什么戏剧和有意思，对于听故事的人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当我听到平三郎表示他是个画家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有意思，只是更加感到紧张。您的同行，那些写剧本的人，总是把敌人写成青面獠牙，把自己人写得大义凛然，革命者在敌人面前慷慨陈词，为的是引颈受戮，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以一个模式出现的。当平三郎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直靠在我身边的米丽，全身都在微微地打颤，几乎站不稳了。……”
“米丽当时的政治面目是什么？”我又一次打断了宋来雨的话。不过这已不是出于激动，而是出于了解情况的需要。
“群众。她不过是个正直的，有才华、有民族自尊心的青年画家。”
“您和米丽是什么关系呢？认识很久了吗？”
“上美术学校一年级时，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那时她才十六岁。”
“以后您在学校暴露了身份，经过‘城工部’介绍到燕北游击队，而米丽一直在那里读到毕业，是这样吗？”
“是这样。您对情况好象很了解。”宋来雨冷冷地回答了我的问话后，眨了眨眼皮，不再说话了，只是不断地、神经质地搓着他那干柴棍一样的关节肿大的手指。
学生给老师落实政策，确实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我痛心地感到，经过十几年的动乱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融洽了。我歉意地笑了笑，委婉地说：
“噢，有些事情是我看过您的案卷之后了解的，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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