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四年，大部分的时间，高尔基都住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或其附近的地方，有时不得不旅行到俄国的别的地方去，那是由于压迫而非出于自愿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在这几年里面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增加并改善他在小说方面的作品外，高尔基可算是一个兴趣浓厚的新闻记者。他大半是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述。该报是伏尔加河区域最激烈最进步的日报，执笔者除高尔基及柯洛伦科外，还有好几位著名的作家。高尔基在该报上所发表的漫评，对于本地和全国的许多问题，都有讨论。无论他是在用着掩护的词句攻击本地政治当局的专横和腐败等等罪恶，或是攻击大言无当的知识阶级之畏首畏尾，或是替穷苦儿童及码头上的漂泊者主持公道，提倡对于社会的下层阶级应有教养的机关和计划，高尔基都在尽他的职责，做柯洛伦科所称为“道德上的卫生工作”。当时的俄国状况，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可谓没有做得穷尽的时候，更加以高尔基是在下层生活中躬自阅历过的人，获得许多实际的材料，所以他对于这件事，兴趣特别浓厚，做得格外的有劲儿。
该报的主笔里面有一位名叫普路托普博夫（S. D. Pro-topopov），据他所追述，当时高尔基几乎每天都到报馆里来，很起劲地参加同事们的会议和讨论。“这班同事们都是为着理想的动机而和衷共济的，十分热诚的，从事他们的工作，虽所得的报酬极为微薄，也都觉得满足。”该报采用激烈的动向，凡在当道检查所容许的范围内，无不尽量的发挥。据普路托普博夫说，当时的同事们有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辩论，就是他们还是小心些保全这个日报，不要被当道所封禁呢，还是藉着一个适当的问题轰轰烈烈的大骂一顿，为荣誉而牺牲。说也奇怪，当此事付表决时，高尔基却反对这种英雄主义的自杀政策，而且随着普路托普博夫和柯洛伦科等签字于一个合同上面，允许以特约撰述及股东地位，共同维持这个日报的继续出版。
由这件事看来，可见当时的高尔基尚表同意于柯洛伦科的意见，认为秘密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什么价值，提倡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来反对当前的社会制度。柯洛伦科这样说：“专制政治好像是一个已有病而却未曾摇动的牙齿，这个牙齿的根仍是蔓延着，很深的埋藏着。我们的这一代不能把这个牙齿拔出来，我们必须先做把它摇松的工夫，而要做这样的工夫，十几年的法律范围以内的工作却是不可少的。”不久以后，高尔基便抛弃这个见解，要用更激烈的方法来摇松这个牙齿，但是在这个暂时的时期里面，他仍和柯洛伦科走一条路。不过即在这个时候，他和柯洛伦科的信仰已不能常常的一致；柯洛伦科相信人性是善的，这是他对于人生观的中心思想，高尔基对于这个信仰便不能常常和他一致。例如有一次该报的编辑部同人开会议的时候，提出讨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是该报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有人建议该报可依照“冷南的第五福音”（“Fifth Gospel ofRenan”）服从基督教，并提倡“一个人应该要爱他的邻居”的这个有用的教义。高尔基听了这话之后，喊着说道：“爱你的邻居？尤其常遇的是一个人应该痛打他的邻居呢！”
当时在俄国的反对虐政的报纸担任一个新闻记者，是一件很不易对付的困难的事情。在俄国的读者方面，希望报上的评论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指导的效用，凡是当前的一切重要问题，都要有这样的评论发表；而在当道的检查方面又异常的苛细，要发表这样的评论，便不得不用巧妙的掩护法，既须避去检查员的猜疑，又须使得精细的读者看了能自下推论。这个报上的下半页也辟有“小评栏”，高尔基在这一栏里也做了不少的文字。到一八九六年的秋季，高尔基因工作过于勤劳，生了病，据医生的诊断，说他所患的是肺痨病。他的多年的穷乏，居住无常，营养不足，时有愁虑和伤心的事情发生，再加以一八八九年的笨拙的自杀企图，这位卸任了的码头脚夫虽具有异常坚实的体格，最后也不免受着亏损了。在诊视他的那些医生里面，有一位名叫苏洛尼斯基（Dr. V. N. Zolotnitsky），据他最近发表的纪录，认为他的肺痨病的根源是由他的母亲所遗传的，也许还加上他的父亲的遗传。（因为据他的亲戚所传述，他的父亲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到阿斯脱罕去时，有过很剧烈的咳嗽。）在他的身体里既有这样的根源，后来又遇着好几次的损伤他的身体的事件，例如当他在伏尔加河码头工作的时候，受过一个暴徒的很厉害的棍击；又有一次在个乡村里反对一个被鞭挞的通奸的妻子，被人围着痛打一顿，所受的损伤更为厉害（这件事在前面曾经说过）。又据这位医生所发表的记录，这个病人在热度一百零三度的时候，还要工作，后来他的肺痨病更加复杂，又加上肋膜炎的病，夜里全身好像都浸在汗里，当时他的病势很剧烈，很可虑。但是一直到现在，靠着他的那个坚强的体格，和这个凶狠的肺病抗战了几乎四十年，竟仍能支持，好几个专门医生宣布了他的死刑，他到今日还是活着！
在此时高尔基的肺病特别剧烈的当儿，忽来了一个救星。这个人名叫波士（Vladimin Po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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