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马承祯儒释道三教会通的道教思想
司马承祯（647-735）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代表作是《坐忘论》和《天隐子》。司马承祯在《坐忘论》（《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四）的序言中说自己"已过知命"，即这篇文章写于他"五十而知天命"之后，那时他不在河南的嵩山和王屋山。他早年在嵩山，追随师傅潘师正，所学侧重于符箓、辟谷、导引、服饵这些外在的道术。这篇文章的观点形成后，他转而寻求内在的思想转变和解脱，一直坚持不变，他晚年长期居住王屋山，传播的就是这些主张。因此，《坐忘论》是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丹的标志性著作。《坐忘论》分为《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章，论述修炼成仙的五个步骤和七个阶次，其主旨是坐忘收心、主静去欲。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司马承祯会通儒释道三教思想，体现了三教合流的时代趋势。
《坐忘论·信敬》告诫人们从事道教修炼，首先应建立虔诚态度。"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则道可长，蒂固则德可茂。……坐忘之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决定无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而所谓"坐忘"，是指物我两忘，与终极追求目标"道"合为一体，即"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
《坐忘论·断缘》告诫人们要断离尘缘，不为俗累。"断缘者，谓断有为俗事之缘也。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旧缘渐断，新缘莫结，醴交势合，自致日疏，无事安闲，方可修道。……若事有不可废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爱系心为业。"《坐忘论·收心》论述坐忘修心、主静去欲，避免四种偏差，达到一种境界。"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人们应该去动守静，从"安坐"做起，便可"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若执心住空，还是有所，非谓无所。"即尽管仅仅把"空"作为惟一的对象去思虑，这还是有对象（有所），而不是没有对象（无所），照样达不到主静的效果。"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正确的做法是"真定"："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动，此是真定。"要贯彻正确的做法，须避免四种偏差，即："若心起皆灭，不简是非，永断知觉，入于盲定；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元来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事，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特宜戒此。"这是说第一种偏差是"盲定"，人处在静止状态中，强迫心不产生任何思虑，断绝知觉，那便使得正确的思虑无从产生。第二种偏差是人在静止状态中胡乱思索，毫无约束，那便同普通人一样，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第三种偏差是虽然思索出善恶，但自己对于善恶并不作裁夺，听凭思索任意浮游，自然趋于静止状态。第四种偏差是知道什么是恶，自己不干恶事，只要不是恶事，都要去干，虽然心真意朴，言词漂亮，但这是"动"，而不知守静，照样不正确。
《坐忘论·简事》论述人生在世，万事缠身，须分清主次，有所拣择，否则妨碍修道。"修道之人，要须断简事物，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重，皆应绝之。……于生虽用有馀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夫以名位比于道德，则名位假而贱，道德真而贵，能知贵贱，应须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若不简择，触事皆为，则身劳智昏，修道事阙。若处事安闲，在物无累者，自属证成之人。"这里体现了司马承祯形而上的追求。
《坐忘论·真观》先解释什么是"真观"："夫观者，智士之先鉴，能人之善察，究傥来之祸福，详动静之吉凶，得见机前，因之造适，深祈卫定，功务全生，自始之末，行无遗累，理不违此，故谓之真观。"然后说："衣食虚幻，实不足营，为欲出离尘幻，故求衣食，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故无忧，不积故无失。迹每同人，心常异俗。此实行之宗要，可力为之。"这里指出实施真观的窍门，即生存需要依赖生活资料，但生存是为了达到坐忘境界，因而不能刻意追求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如此，则修道成仙和日常生活可以等同，其区别只在于不要为了生活而生活。接着指出如何正确对待外境引发的生死、贫富、声色等问题："所有计念，从妄心生。""凡有爱恶，皆是妄生，积妄不除，何以见道？是故心舍诸欲，住无所有，除情正信，然后返观旧所痴爱，自生厌薄。若以合境之心观境，终身不觉有恶，如将离境之心观境，方能了见是非。"《坐忘论·泰定》解释什么是"泰定"及其对于坐忘的作用，说："夫定者，尽俗之极地，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至于如何才能做到泰定，则说："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达到泰定境界，即可做到"疾雷破山而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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