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城西有过一个镇店，叫冯家庄。五十年代初治理淮河时，截淮河支流——狮修了一座南湾库。把我童年到过的冯家庄，淹没在这座人造湖底了。实际上我只到过两次冯家庄，都只是穿街而过，并未停留。第一次和第二次只相距五个月，前后两次景象迥异，至今都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台儿庄一役，重创了侵华日军。但并未阻止住他们的进攻矛头。曾经誓死保卫中原和武汉的军，打算弃守中原和武汉的意图，已是人皆知了。我父在夏天的时候，就将我们——他最疼爱的一对孪生兄弟送往西乡游河镇，他的好友——当地的镇长刘子哉的家里。那时我们只有八岁。父从来都是个未雨绸缎的人，看样子，他有意在最后关头，全家从城里迁移到西乡。我们俩算是第一批。但是到了秋天，在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父又改变了主意，全家逃往西南乡的余家寨。他的这一改变是考虑到，日军在占领城市以后，不可能不到四乡騒扰。西南乡离四望山很近，游河是个平川，而且有一条公路。对于日军来说，一伸功夫就到了。刘子哉按照我父的电话嘱托，派了两名荷枪实弹的信镇丁，一辆滚动起来吱吱扭扭向的独轮小车，推着我们两个十分相像的孩子，沿着田间小径一路向南。途中唯一的一个镇店就是冯家庄，当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穿街而过的时候，着实使我大吃一惊。对于县城是否已经沦陷，很感怀疑。因为冯家庄离县城只有十五公里，日本骑兵只要小跑步，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到了。而街两厢的人，不仅不害怕，简直可以说是兴高采烈。除了几家杂货店和山货店以外，全都是饮食店。明火铁锅，全都摆在各自的门前。炒勺“乒玲乓朗”，一劲山响。叫卖声、邀客声、唱菜名声震耳慾聋，你根本就听不清他们都在吆喝什么。那些饮食店的房檐下都挂着彩鲜艳的猪肉、青鱼、羊、母、果子狸、野兔、还有各种腌腊制品。我的鼻子告诉我，有好几家卖糊辣汤的，糊辣汤是我童年时代百吃不厌的美食，既够刺激，又大有捞头。内中有金针、木耳、香菇、粉条。大肠、猪血、面筋、油豆腐……多加葱蒜、辣椒、胡椒粉。最好再有一个夹肉芝麻酥烧饼，就能把我的肚皮撑得像只皮球。至于板栗烧果子狸、辣子、炒腰花、溜肝尖儿……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店老板为了赚钱，当然把这天天逢集的日子看成自己的好运气，摇头晃脑，煞是高兴。而那些吃客，个个吃得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划拳行令，快乐之至。我看得出，吃客中一大半都是从城里逃出的难民。灾难中求生存的情绪竟是如此热烈而又快乐，甚至可以说还有些贪婪。我真是打心眼儿里佩服人在食物面前的胆量！我在五岁的时候，就懂得嘲笑那些钻到筛子底下吃米被活捉的麻雀。可是，这时我的食慾也不可遏制地发作起来。向那两个镇了喊叫着说：“在镇上歇一歇吧！推车的大哥该饿了！让他抽袋旱烟。”推车的大哥一听，步子就慢下来了，又是擦汗，又是大喘气。两个镇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看得出来，他们又何尝不想美美地吃喝一顿呢！可他们想了想，只好把嘴里的馋涎咽到肚子里。“不行！二位小少爷！镇长老爷下过死命令：活人，不许吃、不许喝；车，不许断了‘吱扭’。把两位小少爷平平安安交到二老爷手里。出了‘差错’，提头来见。到了余家寨再吃吧！二位小少爷！”我只好把已经流出来的馋涎又咽了进去。推车的大哥叹了一口气，独轮车又“吱吱扭扭”响起来。冯家庄的五香酸辣味儿，一直跟了我们足足有十里之遥。
日本侵略军在城内和四乡，进行了五个月腥风血雨的大屠杀之后。入夜，我在山顶石寨上，环视山下，成阵、成团的鬼火和凄惨的号哭，使我痛苦不堪。可以想见，有多少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在日晒夜露下的累累白骨啊！听说乡下被杀的人比城内多得多，因为留在城里的人本来就很少。在乡下，除了被清乡的日军杀死之外，自相残杀致死的人更多。如同般的溃军，掉转枪口就是武器精良的匪帮，各种旗帜林立，三个兵就有一个司令。名为抗日，可如果真的见到了日本人，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见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又如狼似虎，既要钱又要命。我的一位堂兄从被占领的城内溜了出来，告诉我们：占领者在城里组织了维持会，停止了公开的杀戮。于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死？还是当顺民？当时和后来谁会会责备那些因求生而受辱的小民呢？我就是被迫回城者之一。我父知道，虽然长子已经刚刚横死山野，灾难并不会因此而停止。一家团在一起固然好，可除了两个大人，就是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最小的是在逃难中出生的小，还不到半岁。于是，父决定把家庭成员分散，用父的话来说，是“免于举家灭绝”。第一步就是把我交给我的一位堂兄，让他漏夜把我带下山寨，一同进城。不满十岁的孩子，出入城门，无需良民证。就在那天夜晚，我第二次经过冯家庄，又是穿街而过。当我的堂兄告诉我，我们正在走过冯家庄的时候，天地一片死寂，道路左右是两条灰堆，焦臭味扑鼻。残缺的尸有时会挡住我们的去路，让我特别奇怪的是，连一只狗都没有。我在逃难的日子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有死人的地方就有野狗。冯家庄连野狗都没有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