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乔治又写信给美拉，说是战争早已结束了，她该回来和他结婚。她从澳洲写信回他，说两人久经漂离，她也说不准要不要嫁给他。她是1943年带两个孩子前去澳洲投靠親戚的。他没泄气，汇了机票钱给她，叫她来看他。她来了，只呆两个星期，小孩不能丢得太久。她说她喜欢澳洲，喜欢那儿的天气，再也不喜欢英国的天气。她觉得英国，非常可能，已过了气了。伦敦，不再叫她日思夜想，或许，很可能，乔治·塔伯特也不再叫她牵肠挂肚。
这两个星期，对乔治来说，非常痛苦。他相信美拉也痛苦不堪。他们1938年相识，同居了五年，之后为命运所分散，相互通了四年的信。美拉当然是他的生命之爱，他相信他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爱，一直到那一刻。美拉，人长得漂亮，澳洲的太阳晒得她更加动人。在机场，她向他挥手道别，眼中饱含泪水。
乔治的眼睛，在机场回来的路上，是干的。一个人假如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去爱另一个人的话，当那难分难解的情爱，有一方带着泪水转身挥别时，崩溃的不仅仅是爱而已。乔治提早下了计程车，走路穿过圣詹姆士公园。这个公园似乎不够大，他于是走去绿荫公园，再走进海德公园，穿过去，来到肯辛顿花园。一直到了天黑公园要关门了，他才搭了计程车回家。他住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座大厦里。他和美拉在这儿住了五年，本来希望可以和她再住在这儿。
之后，他搬了家，在修道院花园附近。他写了一封充满悲情的信给美拉。他这才想起，他常收到这一类苦痛的信，自己写，则是第一遭。这让他省悟，他向来一定是低估了自己给别人所带来的痛苦。美拉倒是回了一封十分理智的信。乔治·塔伯特于是告诉自己，他不能再思念美拉了。
因此，他一改近来工作上玩票的作风，同意制作他朋友新写的一出戏。乔治·塔伯特是戏剧界中人。他已多年没有演戏，但他写剧评，有时也制作一两出。他在大场合发表演说，人人都认识他。他一进餐厅，大家会举目望他，虽然他通常都不认识他们。在美拉离开的那四年里，他和戏剧圈中的年轻女性，有不少的欢爱，因为他很寂寞。他向美拉坦言一切，但她在信中一字不提。
工作使他数月来十分忙碌，很少在家。他赚了不少钱。且又搞了些女人。她们乐于和他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很怀念美拉，但没再写信，她也没写，虽然他们分离时同意，大家永远都做朋友。
有一天晚上他在剧院的休憩长廊见到了他一向十分赞赏的老朋友。他告诉身边的年轻女伴，说那男人是他那一代最具魅力的，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无动于衷。他的年轻女伴随便往那边瞟了一眼，说道，“不是吧？”
乔治·塔伯特那晚独自一人回家。他对着镜子理智地审视自己。60岁了，但看来不像。向来吸引女人的并不是他的外表，而他的样子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体格硕健，身型挺直，头发略白，梳理整齐，衣着考究。自从多年前演了戏之后，他并不太留意自己的脸孔。但现在却突然反常地虚荣起来，想起美拉一向赞美他的嘴形，他太太则喜欢他的眼睛。每次走进休息室或餐厅时，要是有镜子的话，总不忘看看自己。结论是自己没变。可是他自己也了解，他那温和的外表和实际的内心之间有矛盾。在身上胁骨之下，他那颗一向充满温情的心肿胀了，变得柔软无力，痛苦不堪，与自己作对。别人说的笑话，他笑不出来。他说话时显得又于又涩，闪烁含糊，朋友们想必也注意到了，不止一次有人问他是否心情沉郁。他说的故事，他们不再开怀大笑。他觉得自己与人相处不够融洽，可能是身体出了毛病，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的心脏没问题，他还有30年的时间——医生充满敬意地加了一句：很幸运的，对英国剧院来说。
乔治开始了解“心痛”的意义。人可能日日夜夜带着一颗痛楚的心，他的情形则是，数月之久。将近一年来，他常常半夜因为心疼而醒过来，早上起床，则满怀忧伤，他似乎无法使之了断，于是他采取了两种行动。一是写信给美拉，他用词谨慎，充满了柔情，回忆两人多年来的情和爱。他也马上收到了一封谨慎而温情的回信。第二是他去看他前妻。他们之间，几年来一直是好朋友。他们常见面，现在孩子都长大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些，一年总有一两次吧。他们见了面从不争吵。
他太太离婚后又结了婚，现在守寡。她第二任丈夫是国会议员。她自己则效劳工党，是某间医院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且是某间前进学校的董事会会员。她50岁，但看来年轻多了。这天下午她穿了一套合身的灰色套装，脚上配了灰色的鞋子。灰白的头发前额上一道卷曲起伏的浪白，十分出众。她生气勃勃，见到乔治，非常开心。她谈到了医院咨询委员里一些死硬派，与前进少数派的改革意见水火不容。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一向非常相像，采取工党中间偏左的取向。她理解他第一次大战期间反战的行动，他曾因此坐了一阵牢；而他，对她不妥协的婦解思想也十分谅解。1926年的大罢工，他们都伸出了援手。30年代，他们离了婚之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布赈：她出钱，他则参加一莎士比亚剧团巡回义演，或参加抗饥大游行。
美拉本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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