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英宗到武宗时期，明朝的统治已开始走向腐败的道路，出现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一部分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是皇帝私产的管理人。自己又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庄所、马坊、塌坊，奴役着大批佃户、家丁、军余和义男，常常假借各种名义如修建寺院等，侵夺人民的田产 。宪宗成化时，宦官汪直占田达二万余顷，武宗正德时，宦官谷大用占田亦达万顷。这些宦官依靠皇权恣意妄为，实际上成为皇族占田的一种形式。
明成祖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使他们成为皇帝得力的助手。明朝又在宫内设置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的职权为最大 。司礼监代皇帝审阅奏章，传布政令。英宗正统以前，皇帝多上朝听政，一遇大事，还要亲临内阁会议，对宦官的管束也很严，一般不能横暴生事。到了明朝中叶，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人都长期不问政事，于是宦官乘机窃夺权势，挟制内阁，从此宦官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地位凸显。
英宗正统初年，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执政，号称“三杨”。在“三杨”执政的时期，内阁还没有完全为宦官控制。不久，三杨或死或退，司礼监太监王振权势膨胀，从此宦官随时都有颠覆内阁、左右政局的可能。宪宗成化时，宦官汪直气焰嚣张，以至当时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气焰更大。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在刘瑾干政的时期，大臣的奏章要写双份，一份送到皇帝那里，另一份送到刘瑾的府内。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内去办事。刘瑾更利用权势，变乱铨法，滥改刑律，随意增加科举的名额，命各地镇守太监“接受民词”，又“检核各边屯田，倍增其税” ，明中叶宦官权势之大已到了顶峰。
明代宦官大都用厂卫作工具来巩固他们的权位。厂卫的机构在明中叶也有很大的扩充和发展。成化时，宦官汪直在东厂之外又建立了西厂，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 ，专门在南北两京侦察异己，并对人民的秘密结社进行严厉的镇压。西厂从建立到废除，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武宗正德时，刘瑾掌司礼监，命其党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当时除恢复西厂外，又设立内行厂，内行厂的权势更大，连东、西厂的人员也在其侦缉之列 明朝中叶，锦衣卫也成为一个拥有几万人的庞大的机构，其中有指挥、将军、校尉、力士等职位。
宦官倚仗政治特权，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王振家产有金银60余库，刘瑾家产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500万锭又1583600两，其中大都是文武官僚所敬奉 。很多勋戚拉拢宦官，内外各地的大官僚也纷纷投靠宦官，有的人甚至勾结宦官，排斥异己，争夺权位。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人起来与宦官作斗争，有时效果明显，如西厂和内行厂设置时间不长，就被裁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结果或是反遭迫害。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蒙古诸部，拥立原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汗，自称丞相。脱欢死后，其子也先西侵哈密，东破兀良哈三卫，并自称太师淮王，成为明朝北方严重的边患。
这时明朝政府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王振之手，王振不但不布置边防，反而接受瓦剌的贿赂，私运兵器与瓦剌贸易。明朝的大臣如翰林院侍讲刘球、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已看出瓦剌强盛，北京有被侵袭的可能，主张整顿边防，加强军备。正统八年（1443年），刘球上疏指出瓦剌“包藏祸心”，应派遣御史阅视京边，训练军卒，行召募屯田之法 。但刘球疏中触犯王振，结果下狱被杀。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发动瓦剌军4路南犯，大同告警。面对瓦剌的军事威胁，王振调动三大营军士共50万人挟英宗亲征。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明兵屡败，惧而未战就打算从蔚州撤退，中途又折往宣化。行至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为瓦剌军所袭，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军所杀，明军全军覆没。也先军在沿途劫掠杀虏农民男妇达数十万 很快就兵临北京城下。这次事件，史称“土木之变”。
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事变，留守北京的明朝兵部侍郎于谦，果敢地采取了下列的紧急措施。第一，请英宗弟郕王监国，这即是后来的景泰帝。第二，宣布王振的罪状，诛其余党。第三，反对南迁，积极备战，坚决保卫北京。于谦的这些措施，得到了北京军民一致的支持和拥护。当王振党羽马顺的尸首被拖到街头示众时，“军民犹争击不已” 。
在北京，手工工匠在几天之内赶制出几万副盔甲，并投入军器、火炮和战车的生产 。很多居民也纷纷拿起枪刀，“赴官投报杀敌”，守城的军士很快就增加到22万人。
同年十月，也先驱兵直趋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城迎敌，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喊声动地 。战斗延续了五日，也先被迫退兵。在退却途中，良乡、清风店等地的军民都纷纷起来邀击瓦剌的军队，瓦剌军终于被打退。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也先不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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