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乐哥的合作，掐头去尾也整整一年了。老哥俩鱼相帮，配合默契，没闹过矛盾，没红过脸。但是，我这一支笔，除了给他打本子，还得为出版社和文学杂志写小说，难以应付年复一年的一分为二的局面，早有适可而止的倦怠之意。他也想过两三个月，等秋收之后，跟随做长途贩运生意的车队，出外跑码头，在出发之前收场。所以，只要我帮他把这两三个月支撑下来，就可以搁笔。
出之前一个星期，也就是八月十四日，我下乡跟老乐哥话别。俩人算了一笔账：我这趟出，一个月零五天，在外忙里偷闲，每天可以写一千字；他在内说书，每天从三场减到两场；在我回之前，我给他写出的存货，足够他三十五天的支出，不会捉襟见肘。等我从外回来，交出我的新产品，他再将每天三场恢复过来，如此也就前后衔接一线串，不露破绽了。
八月二十二日清晨六时半到北京机场，八点十五分起飞，乘坐波音737这只美大鸟，从一万三千公尺高空，飞向一万一千公里的贝尔格莱德。这条航线，过去我已经往返两趟，虽然算不得老马识途，可也并不感到激动和新奇了。因此，我决定在到达卡拉奇中途降落之前的七个小时里，不向机窗之外看一眼，却要闭目凝神，一心只想我为老乐哥而写的话本。我写小说的习惯，动笔之前从来不曾把开头结尾和情节安排想得周全，而是只要捕捉到脑海中闪现的某一个人物，由此想到这个人物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黎明、晌午、黄昏还是夜晚，村边、河畔、田野、堤旁还是茅屋泥舍，于是便抓住了历史或时代背景，自然环境和风光景映人眼帘，便可以随心所慾地写起来。只要人物起动便是开头，两个以上的人物有所接触，也就产生了情节，主要人物停止活动，小说便不能不结尾了。这种写作过程，跟沙盘扶乩或跳大神颇为近似。然而，我坐在飞机上，也许是因为我拔地而起，离了深深扎根的泥土，虽然头脑中有了人物，也确定了人物的活动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仲夏，地点是京东的通州和北运河农村，却怎么也不能产生扶风和跳大神的幻觉，难以进入创作境界。越着急越心慌意乱，人物、时间、地点便在头脑里搅成一锅粥，半个字也写不出了。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这是托尔斯泰和鲁迅先生都说过的。长途旅行，难耐寂寞，想事想得头疼，看书看得眼酸，只有聊天最能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时间，而且富有娱乐；空中小按时送来热茶。咖啡、桔子汁、矿泉和可口可乐，聊得如火如茶也不会口干燥。聊天得有知音，才能滔滔不绝，但是又必须有主有从，不能棋逢对手；正如说相声的要逗哏和捧哏互相配合，才有兴味。如果双方都以我为主，互相抢话，那就聊不下去了，也正如两个逗限的说相声，必定砸锅。人生难得知己，聊天也难寻知音，偏偏我却天从人愿。邻座的旅客，是一位到欧洲考察做豆腐工艺的副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做豆腐是中人的独家手艺，为什么要跑到位于西天的欧洲取经呢？此人答道：“火葯是中人发明的，可是现在的枪炮却是西方的好；罗盘是中人发明的，航运却是人家西方发达；做豆腐的手艺是本世纪初中劳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带到法的，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法豆腐目前是全球第一。”真是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这才知道，中人要想吃到现代高级豆腐，应该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法拜师求艺。然而，青者黑也，花费了大量硬通货而学会了做黑豆腐，不知如何劝诱中人吞咽下去。果然，我的家乡的那句彩鲜明的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也就从此休矣。话虽如此，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还想深入一步探究下去，此人却笑而不答，守口如瓶了。无可奉告，秘而不宣，此所谓天机不可泄露也。这使我想起前一回在外，碰到形形的考察团。照理，在异他乡遇见本同胞，应当如骨肉，情同手足，却不料这些人对我竟避之而恐不及，不点头，不招呼，当然更不来往。最初我以为他们是日本人或港、澳、台的商人，因为他们那西服革履的穿着和油头粉面的打扮，使人难以辨认他们的籍和身份；而我一身中山装和一双布鞋，超额百分之一百的中人标志，简直是把护照挂在脖子上，一眼就看个准定。同住一个旅馆，籍和身份不言自明，但他们对我仍然冷着面孔，在过道上走碰了头也掉转脸去。我想，他们一定是身负重任，考察的项目绝对保密，不便随便交际，也就不应错怪他们不认老乡。然而，经过几天的耳闻目睹我才逐步了解到，他们之所以不愿跟我接近，倒不是由于他们的考察项目需要保密，而是因为他们的考察行动不可告人，怕我写进文章，公诸报端，引起人愤慨。原来，他们所考察的项目只不过毛蒜皮而已，打着考察的幌子公费出旅游才是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时带足了方便面和八宝酱菜，锁上房门各自为炊，不到旅馆的餐厅花洋钱吃饭，刮牙齿，勒裤带，忍饥挨饿，省下美金、英镑、法郎、马克，跑跳蚤市场——露天的旧货摊，扒进洋人穿剩下的旧货，回时满载而归，而且上飞机前就把这些廉价的洋服披挂身上，面带不虚此行的得意之，预想着回家之后炫耀妻子儿女的快乐，活把孟子笔下的齐人现代化了。
不过，我这位到欧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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