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学方面的改革，除对现存弊端和空缺进行革除和补苴罅漏以外，也应包括对既有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发挥。这些年来，改革喊得很频繁，而坐下来认真总结哪些行之有效应予肯定，哪些存在问题需要改革，则做得不够，以至于还没有相对稳定住，就又高喊改革，完全乱了自己的阵法。为此，本文就文科教学的一些事例和经验，加以归纳和推衍，希望能给误解了的问题正名分，给忽略了的问题争席位。一孔之见，难免偏颇，读者姑妄读之可也。
冯至先生研究和翻译德语言文学，又研究杜甫。他所以能这样，得力于自己在北京大学所受的熏陶。他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回忆道：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大学里应该培养通才，学文史哲与社会科学的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自然科学的要有文史知识，这样不至于囿于一隅。当时北大的预科分文理两部，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安排的。后来我入本科德文系，同时也选修国文系的课程，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学校里建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我有时听音乐演奏，参观书画展览，开拓了眼界。懂得一点艺术，接受一点审美教育，对于学习文学是有所裨益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蔡氏这一主张极为通达，很多人也都朝这方面努力。不少老一辈文史学者兼治文学、小学、史学、版本目录学，不仅能开设很多课程，还能从事古籍整理、诗词创作、书法篆刻绘画等活动。史学家杨向奎懂物理学。数学家苏步青能写出典雅的格律诗。这都与他们注意各学科间的联系，广泛吸取营养有关。
前人在这方面有不少有益的教导。恩格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多方面建树的杰出人物达·芬奇等人为例，说明"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因此在他们身上见不到"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4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培根论及读书时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严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光明日报》1979年3月11日）现在，虽然各门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远远超过了培根和恩格斯的时代，甚至一个人皓首穷经，也难以穷尽本学科的内容，但从整体上宏观地把握各学科的联系，应该说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不能要求通过大学几年的学习就一蹴而就，而需要终生不懈的努力。但是，如果大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朝这方面努力，无疑会使学生受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作为初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的话，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小而言之，即使专业不对口，也因一专多能而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作出出色的成绩；大而言之，能成为学术上的通才，人格上的完人，开一代风气，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因此，就文科来说，能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更好，不然的话，至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讲座，应尽量多开一些，哪怕每门课的课时少一点，也应让学生知道起码的门径和知识，以便作为多方位多角度的坐标，立体地认识宇宙和人生，尽量避免专业分工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然而现在连后者也不能做到，以至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后果和恶性循环。
笔者曾在几所高校就学和执教，耳闻目睹到一些情况。从学生方面来说，中文系学生不开中外通史课，不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学理论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条件的关系，也不知道诗词格律，在庆祝国家节日的墙报上发表的所谓律诗、绝句和《雨霖铃》、《蝶恋花》等作品，根本不知道韵部、平仄、对仗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样的词牌不能用以填写喜庆内容和国家大事。历史系学生不开古代汉语课，不知道反切是古代的注音方式，读标点本古籍旧注中的某某反，还以为前二字是个人名，是说这人造反。学生毕业论文作不通，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寻物、招领等"启事"，全写成"启示"，办理冲印照片业务，竟写成是"德音"。其中不少出自专门学习语言文字的中文系、外语系学生之手。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如何去搞创作、翻译、编辑工作，即使是教书，恐怕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单方面说学生是不公平的，他们所以不能昭昭，与教师的昏昏密切相关。我知道的教师中，一位教育系的毕业生教心理学，见书中说带心字（包括竖心）的汉字，都与心理活动有关，因不知汉字六书的知识，竟然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到新奇吃惊。一位教中国美术史的教师把"饕餮纹"读成"参号纹"（如果真是这样的读音，那也应该读成"号参纹"）。一位教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师，见教材中《隋书·经籍志》的"弘道设教"四字未加注解，竟茫然不知所措。当他从工具书中查出"弘道"是唐高宗的年号时，不禁喜形于色，但又为"设教"二字无着落而犯愁。他不但不知道这四字的意思是弘扬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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