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无撰人《爱日斋丛钞》一云】《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馀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麈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版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印，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邵伯温《闻见录》十六云】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二十云】东坡倅钱唐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宋邵博《闻见后录》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家伯寅公菉竹堂残钞本作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馀，仅存《仪礼》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昔时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刊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宋苏轼《仇池笔记》上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云】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刻本无求字，曹倦圃藏钞本有求字，今据补。〕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春醪”为“香醪”也。
【宋周煇《清波杂志》云】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耳。’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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