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为经本之祖。自汉熹平刻石立于太学鸿都，当时如汉末人注经，罕见征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传，“既哭以人为菑”。何休《解诂》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唐徐彦疏云：“今太学辟雍作侧字者，谓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汉时太学辟雍所读者作侧字，云既哭以人为侧。”阮元校勘记云：“此即东汉熹平立石之公羊传也。”按汉末人经注惟此引一条。何劭公与郑康成、蔡伯喈为同时人，不知郑注《礼》时何以不及。据《后汉书·蔡邕传》，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此，知当时太学石经，已为人所重视，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后魏正始立三体石经，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宋至和立二体石经，高宗南渡立御书石经于杭州学宫。此皆元明以前旧本，今惟开成石经独存。次则高宗御书各经，十存六七。然开成石经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兴，各相沿误。去古日远，伪体难裁。余尝欲据唐石经刊定四误，别为善本，以复古而信今。岁月蹉跎，有志未逮。偶从莫楚生观察处获见缩刻唐石经木本，止《易》、《书》、《诗》三经，似是未刻完之本。审其避讳缺笔，当刻于嘉、道间。是固先得我心，惜乎未见全经，即此三经亦流传极鲜也。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此其由来甚古。《论语》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阙文，见于《春秋》者，桓十四年经“夏五”。《左传》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不详。《穀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范甯集解：“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录隐桓之事，故承阙文之疑，不书月。皆实录。”顾其原文下必有空白之处，经孔子修之而始删去。庄二十四年《经》“郭公”亦同，盖“郭公”下阙其名与事。〔其上文《经》云“赤归于曹”，《左》无传。《公》、《谷》以“赤归于曹郭公”二句连文。《公羊传》云：“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左传》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自‘曹羁’以下，《公羊》、《穀梁》之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口生湣后口戕口。”卢辨注：“湣后，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湣后，湣后詈也。”“口戕口”，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此处原文为方框字）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按：文只三□（此处原文为方框字），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此处原文为方框字）生湣后”。）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墨块之本，则自南宋时已有之。如陈道人书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勋《李中丞集》、《鱼玄机女郎诗》，麻沙坊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颇多，而尤以《庄子》为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论》、《风俗通义》二书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仍宋旧。即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又重雕元本。虽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块处正同。是可见墨块之存留，自有刻本以来即有此例。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书钞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在校者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阙文，无从校补也。昔尝疑《礼记》投壶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记鼓节，其□□（此处原文为方框字）处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鲁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词》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阙佚，故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记之。在郑氏作注时，既不得别本以资校雠，于是释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果如所言，则经文何不直截了当言之曰“某时连击，某时一击”，而必为此烦琐难记之□□（此处原文为方框字），使人临击鼓时按图索谱，如射覆藏钩之儿戏乎？是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令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